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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鲨鱼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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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栏目,我跟他说,你是这个栏目最合适的人选。”

    我不否认我有点轻飘飘(毕竟,我们都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是我也有点怀疑。“我能署名吗?”

    他开始紧张地眨巴眼睛。“哦,不,没有署名,”他说。“克拉姆先生不想让这个变成署名文章。听着,这些家伙会把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给你,你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组织一下。这只是你在上班时间干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说。“对吗?”

    “没错。”

    “不,谢谢,”我告诉他,接着,我觉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议他找奥利里试试。

    “不,我已经问过他了,”芬尼说。“他也不想做。没人想做。”

    当然,我本该猜得到,他按名单挨个问过了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从这时已将近下班来看,我断定我接近这名单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离开办公室时,索贝尔紧跟在我身后。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荡荡地晃着,当他敏捷地避开人行道上的一摊污水时,手紧扶着那顶布帽。“告诉你个秘密,麦凯布,”他说。“我要为报纸做个专栏。谈妥了。”

    “是吗?”我说。“有钱的吗?”

    “钱?”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谈谈那个。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他领我进了铺着瓷砖、热气弥漫、亮堂的自动快餐店,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湿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释了事情的龙去脉。“芬尼说没有钱,明白吗?于是,我说好吧。他说也不能署名,我说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聪明点。”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像这样重复你的问题,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让你等待答案。“听着,我把这个芬尼看透了。这些事情他拍不了板。你以为他能决定这里的什么事么?你最好放聪明点,麦凯布。克拉姆先生说了算。克拉姆先生,个聪明人,别骗自己了。”他点点头,举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烫了回来,他撮起嘴,吹开热气,开始小心而不耐烦地抿着咖啡。

    “嗯,”我说“好吧,可在你着手千之前,我去跟克拉姆核实一下。”

    “核实?”他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核实什么?听着,克拉姆先生想办个专栏,对吗?你以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能不能加点钱——你以为如果我专栏写得好,他就会小气地为我涨点薪水?那你是痴心妄想。芬尼就是一个例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他担心自己的专栏不保,他才不会便宜我呢。明白吗?所以,行了。我谁也不会去找,我那个专栏写出来再说。”他用僵硬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我会拿着它去找克拉姆先生,我们来谈正经的。你就别管我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上,两手捧着杯子,吹着热气,只是没有喝咖啡。

    “那好,”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如果那样能行就好了。”

    “啊,也可能不行。”他让了一步,他的嘴扭成思索的模样,头也偏到一边。“你知道,这是场赌博。”可他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罢了,是为了减轻我的嫉妒。他可以表现出疑虑,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疑虑,而我看得出他已经想好怎么跟他太太说这件事了。

    第二天上午,芬尼到我们每张桌子前绕了一圈,指示我们把能找到的任何闲言琐话都提供给索贝尔;专栏计划下一期就推出。后来我看到他跟索贝尔在商量,简单告诉他这个专栏该如何写,我发现全是芬尼在说,索贝尔只是坐在那里,喷出一口口轻蔑的细烟。

    这一期刚刚付印,所以离专栏的截止期还有两周。一开始,没有发现多少消息——很难从我们报道的工会里得到什么新闻,更别提什么“闲谈”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谁传给他张纸条,索贝尔总是皱眉看看;或草草写上几个字,或把它扔进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两次,我看到他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只记得我给他的有一条是:我分管的当地蒸汽管装修工工会代表隔着关上的门冲我叫道,那天不要打扰他,因为他妻子刚生了双胞胎。可是索贝尔不想要这消息。“这家伙生了双胞胎,”他说。“那又怎样?”

    “随你便,”我说。“你手头有很多其他材料吗?”

    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说件事——我不会用太多这些垃圾的。这种闲话。谁他妈的会看这些东西?你不能把整个专栏全塞满这种垃圾。你得用些东西把它们拼在一起。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次(现在他满嘴里说的只有专栏).他笑盈盈地说:“我太太说我现在变得跟以前写书时一样糟了。写,写,写。可她不在乎,”他补充道。“她对这件事真是很兴奋。她逢人便说——邻居们,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过来看她,问我这份工作怎么样——你知道,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我一声没吭,可是我太太高声说了:‘利昂在为报纸做一个专栏’——她详详细细跟他说了一切。伙计,你真该看看他那张脸。”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干的活带来,以沓手写的稿子,用午饭时间把它打出来,坐在桌前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回家;我们走时,他一个人还心醉神迷地专心敲着打字机。芬尼不停地烦他——“索贝尔,那个特写做得怎样了?”——可他总是眯着眼,凶狠地扬起下巴,川避这个问题。“你着什么急?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冲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来上班时脸上还粘着一小块手纸;刮胡子时一紧张把脸给划破了。不过,其他方面,他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自信满满。那天早上没人打电话——截稿日我们全都在誊写、校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摊开定稿最后读一遍。他十分专注,竞没发现芬尼站在他手边了。“你想把那特写给我吗,索贝尔?”

    索贝尔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们遮起。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芬尼,得那么坚定,看来这两周他一定在练习:“我要把这个给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给你。”

    芬尼气急败坏,脸扭成一团。“不,不,克拉姆先生没必要看这个,”他。“再说,他还没来。来吧,给我。”

    “你在浪费时间,芬尼,”索贝尔说“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开索贝尔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读百老汇直击进行校对。

    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块上贴样张。我站在那里,与难以操纵的页面版式和粘满胶水的剪刀搏斗,索贝尔悄悄走到我身后,看上去焦躁不安。“麦凯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问。“你想看看吗?”他递我那叠手稿。

    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首页上贴了张照片,是他戴着那顶帽子的一张小照。接着是他的标题:

    索贝尔闲谈

    作者:利昂索贝尔第一段的字句我记不太准了,大意如下:

    这是劳工领袖新栏目的“处女作”而且,对你们的这位记者而言,它也是“崭新的”之前他从来没有经手过专栏。然而,在写作上,他早非新兵,相反,在思想领域的战场上,他身经百战,是个“双手沾满墨水的老兵”自他笔下现已写出九本书。

    当然,在这些著作里,他的任务与他在这个专栏里略有不同,然而他希望这个专栏也能和以前那些著作一样,努力洞察人性本质之谜,换言之,讲实话。

    我抬起头,发现他在揭开脸上剃须刀割破的地方,现在血自由地渗出来。“嗯,”我说“首先,我不会把有你那种照片的稿子交给他——我是说,难道你不觉得最好先让他看看,再—一”

    “好吧,”他说,用揉成一团的手帕把脸擦花了。“好吧,我把照片拿掉。接着说,读读其余部分。”

    可是没有时间再读了。克拉姆来了,芬尼跟他说了,现在他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大声嚼着一根熄了的雪茄。“索贝尔,你想见我?”他叫道。

    “等一下,”索贝尔说。他把“索贝尔闲谈”的各页理整齐,撕下相片,塞进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向那门走去。半路上,他想起要摘下帽子,扔到衣帽钩上,可没扔中。着,他消失在格子间后,我们全都坐下来听。

    没多久,克拉姆开始发作了。“不,索贝尔。不,不,不!这是什么?你想骗我吗?”

    外面,芬尼滑稽地往后一缩,拍着一侧的脑袋,咯咯笑r,奥利里只好瞪着他直到他止住笑声。

    我们听到索贝尔的声音,一两句含混的辩解,接着克拉姆又发作道:人性本质之谜’——这是杂谈?这是琐议?你不能按照指示做?等等——芬尼!芬尼!”

    芬尼迈着轻松的步伐小跑至门边,很高兴被召唤,我们听见他清楚、正当地回答了克拉姆的询问:是的,他已经告诉索贝尔专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的,他已明确说明不能署名;是的,已经向索贝尔提供了丰富的闲谈资料。我们到的索贝尔的话很模糊,语调简洁平淡。到克拉姆粗声粗气的回答,即使我们听不清字句,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们出来了,芬尼面带愚蠢的笑容,你有时候在张口呆看街头事故的人群中看得到这种笑容,索贝尔面无表情,死了一般。

    他从地上拾起帽子,从衣帽钩上取下大衣,穿戴好,走到我跟前。“再见,麦凯布,”他说。“保重。”

    我跟他握手,觉得我自己脸上也浮现出芬尼式的傻笑,我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你要走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与奥利里握手——“再见,孩子”——然后,犹豫着,不确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强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的吗?”

    转过身,我看到索贝尔的妻儿照片还贴在他桌上。我撕下来,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贝尔!”我叫道。他到一个街区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铁站走去。我开始追他,在结了冰的烂泥里,我差点摔断脖子。“嘿,索贝尔!”可他没听到。

    回到办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区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装进信封,丢进邮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可那天下午,我给战前工作过的五金行业期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他那儿没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会有,如果索贝尔想顺道来看看的话,他愿意面试一下。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那里的薪水甚至比劳工领袖给的还低,而且,那个地方适合那些父亲想让他们学点五金业务的年轻人——索贝尔只要一张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会考虑他。可这还是聊胜于无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办公室,就找了个电话亭,再次查找起索贝尔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尖细而虚弱的声音。它低沉而悦耳——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奇。

    “是索贝尔太太吗?”我问,对着话筒傻笑。“利昂在家吗?”

    她开始说“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说“请问你是谁?我现在不打扰他。”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试着解释五金业期刊这码事。

    “我不明白.”她说。“这究竟是份什么报纸?”

    “嗯,这是份行业期刊,”我说。“我想,不是很那什么,可是它——你知道,在它那类期刊中,多少还算好的。”

    “我明白了,”她说。“你想让他去那里申请一份工作?是那样吗?”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我说。我开始出汗了。很难把索贝尔照片中那苍白病态的脸跟这个宁静、几乎优美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他可以试一下,如此而已。”

    “哦,”她说“等一下,我问问他。”她放下电话,我听到他们在后面小声地谈话。开始他们的字句有点含糊,可后来我听到索贝尔说:“啊,我要跟他说——我只是谢谢他打电话过来。”我听到她的回答,绝对温柔的回答“不,亲爱的,为什么你该谢谢他呢?他不配。”

    “麦凯布还好了,”他说。

    “不,他不是的,”她告诉他“要不他该给你留点面子,不来打扰你。让我来吧。求求你,我来打发掉他。”

    她回到电话旁,她说:“不,我丈夫说他对那种工作不感兴趣。”然后她客气地谢谢我,说再见,任凭我走出电话亭,心越来越虚,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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