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安保批判之会和年轻的本之会

的力量。”他极为明了地如此说道，并如此从事着他的工作。我们同样作为无法返回故乡的流亡者，希望在对中心进行批判的场所从事自己的工作。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时开始，我的这个态度越发清晰并巩固起来了。

    ——刚才您说到了所谓“中心”指的是政治权力吧？另外，由流亡者＝丧失故乡者的感觉这个问题，我所联想到的，是您从一九六一年秋天开始动笔，完成之际在文库版的解说文中回顾为“超越了最初的难关”的叫喊声这部长篇小说。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那起朝鲜少年在高中的楼顶上将女高中生掐死的“小松川事件”被您收到了该作品之中。大冈升平后来也写了题为事件的小说。就整体而言，叫喊声是一部从政治、性、暴力问题等各个角度掘进的郁暗的青春小说。不过，现在阅读这部作品，还是可以感受到在一九六〇年年初那个时期，流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这个问题的厚重，就已经在叫喊声中的十八岁少年吴鹰男身上显现出来了。

    在叙述这种事时，鹰男这样说道：“咱觉得呀，自己所从属的并不是名为朝鲜的那个存在于地图之上的国家，而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另一个世界，说起来，就是这个世界反面的那个世界。说到这个世界，咱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咱原来居住的地方。即便眼前，即便现在，咱也是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深夜，用别人的语言在说着话。明天早上，咱或许会行走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早晨。有时咱也以为，这种感觉仅仅是欲求没得到满足而已，不过，如果就实际感受而言，咱可真的没有正常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实际感受呀。”在邂逅萨义德氏很久以前，大江先生您本身就已经有了流亡者的感觉。对于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

    是的，十八岁的鹰男的想法，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从四国的森林里来到大都市，作为迷失于东京的流亡者而开始了自己的青春。在我生活过来的漫长人生中，让我觉得颇有趣味的，是自己仿佛偶然般接受的人生里的那些事件。当然，也并不是全部，不过作为相当重要的梗概，却在我的生涯中描绘出了一根线条。

    与爱德华萨义德一同工作，是在我六十来岁的时候，而与其邂逅相遇，则是在我五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那时我就在想“啊，我一直认为并知道，或许将会与此人相遇。”在交谈过程中，他好像也曾数度新奇地对我说道：“我在想，或许会与你相遇。”我们还是同一年出生的呢。

    儿时，我生活在森林里，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不过，我为自己是森林里的孩子而怀有一种幸福感。假如战争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小孩子也将被杀死吧。在我这么想着的同时，还怀有另一种感情——我们是天皇的孩子这种“宏大的共生感”战争结束之后，村子里建立了中学，相邻的镇子则建了高中，如果想要学习的话，也可以外出求学了。于是，我就来到东京继续学习。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我的心情比较低沉，认为“只要走出这个峡谷，自己就不再拥有可供安居的场所”即便将来回到乡下，由于我家里不是农家，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在那里生活。而且，来到东京的最初那两年里，前往商店里购买什么时，也由于我的语言不很清晰而使得店家难以听明白

    落第后经过一年复习准备，也就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时，从那一年起，东大开始接受来自台湾的考生。考试最紧张的时候，我的一张答案用卷掉到地板上被旁边的学生给踩住了，于是我举起了手，告诉监考的老师“由于事故，我的答案用卷被弄脏了，可以给我换一张吗？”老师——事后细想起来，这位老师是法语语法专家朝仓季雄先生——便缓慢地问道：“你—是—台—湾—来—的—学—生—吗？”我只回应了一句“是的”（笑），就像来自于外国的那些语言不通的青年一样，软弱无力地微笑着。于是，老师便给了我一份新的答案用卷。

    刚入学那会儿，这位朝仓老师负责法语未修班，总是对我说：“早上好。饭菜，合口味吗？”我因此而非常尴尬（笑）。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体验到了逃亡者的感觉。为了使得这样的自己获得勇气，我决心凭借想象力，破坏并改变现实中即有的东西，我将来的生活要面向这个方向（笑）。总之，我决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与落户于中心性场所，具有权利的那些人联手合作。想要如此生活下去的凭依，在我来说，便是文学，而在武满来说，则是音乐。

    ——写作叫喊声的念头，据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您在从西欧至东欧和苏联的那次旅行归来的飞机里萌发的。

    是这样的。我二十六岁时所作的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圈的漫长旅行，是我遇上的一次机会，倘若我不写小说便不会遇上的机会。为了获得前往海外旅行所需携带外汇的许可，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旅行途中，我经过法国，那时伊丹十三已经结婚并住在巴黎，妻子是进口法国电影的那家叫做“东和电影”公司老板的女儿。伊丹十三曾在美国电影北京五十五日1里扮演救助艾娃嘉纳的角色，他用那笔演出费的全额买了一辆捷豹，我就坐上了那车子（笑）。这次旅行，是依靠从保加利亚政府和波兰政府处得到的机票以及些微费用勉强度日的旅行。尽管如此，由于我在东京作为新人作家而略微为人所识，因此而成了我那神经症状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无人相识的欧洲，我或在旅馆里读书，或在街头漫步，那是一种感觉极好的体验。接受我采访的萨特以及他周围那些人所显现出来的亲切，也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碰巧与开高健2旅居巴黎的时间重合，曾被他劝说“不去找个妓女买春吗？”我便答道：“与其做那种事，读书该多好呀！”于是，就被他在随笔和其他文章里大加逗弄了（笑）。这可是一次实在难得的旅行，成为我日后再度出发之契机的旅行。

    我因走上文坛而受到追捧，可在那背后，也有一些公然的轻视和轻辱。细说起来，就是认为这个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在写小说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另外，还发生了十七岁事件1，仅有的那几个结识不久的文坛朋友与我断绝了关系，我陷入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之中。感觉到这一切之后，我便与前一年刚刚和我结婚的妻子，一同过着孤独的生活。

    ——是这样啊？总之，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您还出席了江藤淳主持的研讨会并“发言”将论文“现实的停滞与文学”交给了三田文学杂志。

    在那个研讨会上，江藤淳打算从反对安保条约的组织中脱身出来的意愿越发坚定了。原本他就是具有成为中心人物的那种资质，在他此前发表反对安保条约言论的那个时期，简直就是一个例外。江藤淳以往曾强烈支持我的小说，那是在我登上文坛大约六个月的时候。那一时期，我对他写出的所有文章都非常理解，却也预感到，这种良好的关系很快就将结束。

    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出席了野间文学奖的评选会，其间与酒量奇怪下降了的江藤淳说了几句话，同在一张席面上，对我们俩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川村二郎1便说“好像是和好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与江藤淳确实只在最初那六个月里保持着理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