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梦

    王跃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外部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村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吓唬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那时候，城里正闹“水老倌”听说“水老倌”头子勾着食指，塞进嘴里吹哨子，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啸而来，听从命令。谁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条。“水老倌”就是城里的流氓。所以，恐惧心理伴随我直到长大成人。三十岁以前，我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胸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我练好了这句话，临到窗口再蹦出来。比方说：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

    现在，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尘世喧嚣，魑魅魍魉，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这种心理感受很奇特。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不知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王跃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饥饿、孤独、恐惧，纠缠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因为少不更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二年，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脱离原来的单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我做了个梦，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梦中，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枪交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夜色中，我猫着腰，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儿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

    突然间，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要我玩儿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儿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枪，那是我跪在门槛上，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枪。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禁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组织上”抛弃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游戏”二字，感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儿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脱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我那天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感慨良多。同基层“反右”不同，上层“反右”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反右”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反右”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儿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儿，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打成右派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秃头，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是的。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了，那当然就是攻击党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就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小说西州月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你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有些土的印象，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儿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伊渡：可是我发现你的玩笑开得很大。听说你的国画出版后，在原来工作的单位闹了些风波。很多关心你的朋友同我说起这事，都说你太冲动了。事情过去近五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你会怎么处理？

    王跃文：你是否指“公开信”那件事？可那并不是个玩笑，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机关开会，某官员在会上说到国画，说是发表几点“个人意见”你知道，中国官场是没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虽然很多人嘴上这么说，但多半只是谦辞，或是策略。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很多人就因为某领导发表了几点“个人意见”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情形虽说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的个人意见仍然足以令你日子难过。一年之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我被分流出局，这就是印证。当然，没有谁会承认我被分流是因为写了国画，还写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开信。官场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来整人的。比方干部脱产学习，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镀金，又可以作为排除异己的法门。当然，我并不因为分流本身而耿耿于怀，我很乐意过现在这种纯粹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有人拿这个机会来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同前面说到的游戏差不多，它给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机。所以民间有人说得夸张，说某省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两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个省财办，二是分流了一个作家。我初听此话，笑得肚子痛。当然民间说法难免演义色彩，未必完全准确。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流了。

    伊渡：我记得当时你那封公开信广为流传，甚至传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这种情形吗？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居然一纸风行，天下尽知？

    王跃文：说天下尽知那也太夸张了，不过在原单位的确引发了轩然大波。我是按人数每个处室送几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缴。可有些同事推说没见着公开信，不肯交出来。有的处里负责人就说，你们想留着，就复印吧，原件交上去。于是很多人都把公开信复印了。后来我听说这封信的确传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级干部看了公开信，说这个比他的小说还写得好，这就是鲁迅嘛。此话传到我耳里，我惭愧不已。我向来敬仰鲁迅先生，却自叹没有他那样的胆略。先生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先生当年那种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写不出也不敢写，写了也没地方发表。对于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话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公开信立即就到了那位发表“个人意见”的官员手里，这都得感谢我处里的某位同事。这位同事见人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平日对我也极友善，还尽同我说些掏心窝子的话。不知道的，都会把他当成宅心仁厚的君子。他见着公开信，觉得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实当晚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是谁把信送到某官员手里去的。我听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道那位仁兄的为人，并不往心里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见面，仍是热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从不把此事点破，没有意思。此人在官场上混得并不怎么好，他大概不知道花剌子模国王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典故，因此屁颠屁颠地把坏消息报到长官那里去。拍马无术，也是发达不了的。

    伊渡：你还能记起那封公开信的内容吗？我感觉这桩公案在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则逸闻，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有更多的价值。

    王跃文：今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那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不在身边。不过我的记忆力不错，还能记得大致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按照现代文明人的习惯称呼您“先生”因为我觉得叫您“同志”心里别扭。鉴于您可以利用您的职权在非个人场合发表所谓“个人意见”我也只好把这封纯个人通信公开给适当的范围。这样才公平。

    我说，作为作家，我愿意就我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学术范围之外的信口雌黄，我只能表示蔑视，不予理睬。可毕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我只好发言了。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当时态度的确有些激愤。可是那种情境下，我能不激愤吗？比方，我这些文字就有些年轻气盛的味道。我说，我没有义务向您启蒙文学常识。我只想说，百年之后，我们都会作古，而我的小说会不朽。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说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却不会因某个人的好恶或毁誉而改变它的价值。对我的小说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的才是平庸之作。历史一再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他如何位高权重。“文革”时期朝作家们开火的那些棍子们，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滑稽小丑。

    我还写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说会使两类人不高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高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至于您说我的小说“丑化”云云，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神经衰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在虚构的艺术空间里，让当今官场形形色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对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我只能把这理解成别有用心。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遗憾，也觉得您很可怜。其实我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还太浅显了，可是说得太深奥了您也不懂，还是不说了吧。圣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我说，您会对我下手的。不过我相信您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您无法光明磊落。我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乡下老家二十一年，受尽磨难。家父因为年轻时的遭遇，空耗青春年华，平生无所建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对他无限崇敬，因为他的骨头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软体动物们高贵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对我的小说有看法了，他们除了担心儿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慰我。我的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却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说，儿子，不当官没关系，只要别跟那些贪官污吏们学坏了。万一出什么事了，回老家来，饿不死你的。有这样深明大义的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最后我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的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事，不过就是晚上不打牌赌博、不走门子而已。著作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许被剥夺的。因此，于情于法，我问心无愧。可是总有人以我业余写小说为借口，把我视为异类。我想错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虚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的，我等待着。

    公开信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终于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结果，就是二年被分流出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这个游戏，还真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方法赶走我。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东西不为人知，比方我提到过的儿时做的那个梦，它似乎就预示我此生此世总是在被世俗抛弃。“世俗”二字用得不准确，可我不方便用更准确的字眼。

    伊渡：你这封信也够刺激的。可我觉得你说得句句在理，虽然有些火气。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胸襟宽大的官员不多。像伏尔泰当年收到别人的批评，他回信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已成为美谈。可惜的是这种胸怀的人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官场。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流出局，恐怕同这事有关。

    王跃文：事情已经过去了，评说它已没有意义。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谁在那个位置上，也许都会发表他的所谓“个人意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会因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他也许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我完全敢于毫不谦虚地套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个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你嫉恨别人，别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觉得自己年过四十以后，心态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来世上走一遭；又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有了那些亲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确十分讨厌的人。但大家都得活着啊，何必着急上火呢？把什么都看得云淡风轻，多好啊！

    伊渡：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虐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被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于是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平时看见穿黄衣服的人心头就怦怦跳。

    伊渡：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官场的人际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官场里面等级分明，真有你描写的那么可怕吗？

    王跃文：说个真实故事吧。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年春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鱼足有二十多斤。我家乡是山区，很少见有二十多斤的鱼。可是，同事们都患得患失，因为那是条母鱼，肚子胀鼓鼓的，满腹鱼籽，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就买下了。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些话来，说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那条鱼应该是县长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等级森严，层层相压，不是个中人物的性格或本质所能决定的，而是体制本身，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所以，与其说官场人际关系是等级关系，不如说是人身依附关系。官场一旦形成等级，是轻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开水瓶打坏了，管后勤的同事给我买了个新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开水瓶，竟触犯了等级问题。因为原来大家配的开水瓶款式老气，早不生产了，而我新配的开水瓶外观漂亮，价格比老式的也贵些。领导见了，非常生气，把买开水瓶的同事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有回，单位给每间办公室配了个挂衣架子，大家都很高兴。不料，领导又不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厅级干部同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的挂衣架是一模一样的！这还了得！管后勤的同事知道自己不小心办了错事，马上把厅级领导的挂衣架换成更高级些的。

    伊渡：等级观念居然会如此敏感？

    王跃文：这还只是小小的日常细节上表现出来的等级观念，更深层次的东西越发可怕。不过我也发现有时候官场中人故意搬出等级关系，弄得神秘、堂皇，其实只是儿戏。比方，有阵子，上头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要摆上党旗和国旗。有同事私下疑问：难道爱党爱国也要讲究级别吗？我们处以下干部就没有资格爱党爱国了吗？我听了这种议论，嘴上不说，心里却猜想：无非是有关部门为赚钱想出的妙招。因为这党旗、国旗不是上头无偿发放的，还得各单位花钱买。当然说法上，只会讲这是收工本费，但毕竟要各单位出钱啊，不见得每个单位都肯出这钱，于是，有关部门就正而八经地提出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必须摆放党旗和国旗。如此一来，事情就显得庄严多了，而且涉及到政治待遇。既然这是处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享受的政治待遇，那就痛痛快快掏钱吧。

    有时候官员讲究级别，就像三流演员摆谱。三流演员露面，本来没人认识他，更不会有人围观，却故意弄些马仔左右拱卫。老百姓喜欢看热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跑来看。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三流演员就从这种假造的场面中获得满足。有回晚饭后，我去家里附近的公园散步，突然感觉气氛异样起来。后来知道，原来是某官员散步来了，公园加强了保卫工作。我因为在政府部门混过些日子，懂得保卫制度，知道这位官员根本就够不上保卫级别。似乎这种保卫工作，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某某官员散步来了。

    伊渡：我还从你的小说中读出很多官场的幽默，叫人捧腹。可是笑过之后又顿觉悲哀。

    王跃文：准确地说，官场中可笑的事情还算不上幽默，只是滑稽。幽默同滑稽是有区别的。我曾写过篇小文章，叫中国天天感恩节，其实还可以写篇中国天天愚人节。

    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某领导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看见床前明月光，怀疑地上起了霜。抬起头来望明月，低下头去想故乡。秘书听了，激动得不得了，说领导这诗写得太好了，比李白的诗更胜一筹。别人听了这个段子，会以为这绝对是瞎编的，我却相信官场中真有这样的滑稽。

    有的官员为了讲话生动，滥用比喻，笑话百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提出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我就听见有官员做报告说，我们要学会三条腿走路，要拉长第三条短腿，把第三条腿做大做强！官员的意思是工业、农业是两条腿，第三产业是第三条腿，而这条腿还很不够，要加快发展，所以就要拉长。我就不明白三条腿怎么走路？我还真想不出世界上有三条腿的动物。

    我见过一位官员，曾经是袁隆平先生的同事。这位官员有天喝了点儿酒，豪气冲天，说他要是不改行，仍搞科研“杂交水稻之父”的桂冠就不会是袁隆平的，而是他的。我望着他一脸醉态，点头而笑。这让我想起赫鲁晓夫有次对一位画家的作品发表评论，画家不买账。赫鲁晓夫愤然作色说：我当年是基层团委书记时不懂画，我是地区党委书记时不懂画，现在我是党的总书记了，难道还不懂画吗？其实，真有这样的官员，自己官当大了，就以为什么都懂了。

    怀化黔城有座芙蓉楼，前人为纪念唐代伟大诗人王昌龄而建。楼上有副名联：天地大杂亭，千古浮生都是客；芙蓉空艳色，百年人事尽如花。一天，有位官员莅临参观，读了这副对联，摇头说：太消极了，应改改。这位领导原是省里的笔杆子，很为自己的文墨功夫自负，于是信口就改了对联：天地大世界，千古人民建伟业；芙蓉多艳色，百年人事结硕果。幸好这位官员的职务还不算太高，没到金口玉牙的程度，不然芙蓉楼就惨了。

    有人说国画影射谁谁，纯粹是扯蛋。整部小说只有一个细节是我直接从生活当中撷取的，就是那位疯老太太参加劳动的事。有年，我家乡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损失惨重。省里有位领导前往视察，见水利工地现场有位白发老太太在挑土。这位领导健步上前，问道：老人家多大了？老太太答道：七十岁了。省领导又问：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参加劳动？老太太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省领导立即接过老人家的担子，亲自参加劳动。当然省领导很忙，也只是表示一下、做做样子。于是，当天电视新闻里就上演了这位官员接过老太太担子的动人场面。这位省领导的激动持续了好些天，他每走到一地，都声情并茂地说：同志们，我们的老百姓多好啊！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自觉到工地上参加劳动！当我问起她的时候，她没有更多的话说，只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多么朴实的群众啊！事实真相怎样呢？那老太太是个疯子。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凑热闹，赶上红白喜事、群众大会之类，她都会去捣蛋。她头几句话听着也还明白，多说几句就乱七八糟了。当时，那位激动的省领导走向疯老太太的时候，当地干部可急坏了。万幸的是等省领导接过疯老太太的担子，陪同的各级领导都争着抢过群众的担子，电视镜头跟随着官员们而去，当地干部这才飞快地把疯老太太架走了。

    伊渡：真有意思，难怪人家说你眼睛毒。说说你的乡村吧。

    王跃文：我尽管经常回家乡，对现在的乡村却很隔膜。我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乡村。我少年时读聊斋志异，投映在脑子里的场景，总是我童年的乡村，那祠堂、那古树、那破屋、那野坟。我的乡村是相信鬼狐的，有种种神秘的风俗和禁忌。路边的断梳是不能捡的，那是御风夜行的女鬼跌落的；夏夜里千万不要到老柳树下面纳凉，空了心的老柳树都是成了精的；转着旋涡的河潭不能去游泳，那里有落水鬼会扯你的脚；而花越是漂亮越是可怕，每朵花里头都有一个取人魂魄的精怪。

    伊渡：你家乡花很多吗？我很喜欢花。

    王跃文：我的家乡虽是山清水秀，花却并不多。倒是大人给女孩子起名字，喜欢用个“花”字。什么桂花、莲花、梅花，一大堆。乡野人家有点儿闲地便种菜种橘树，没有种花的习俗。山上也只在春天开一些杜鹃，糊里糊涂红一阵就过去了。村子的某个寂寞的墙角，偶尔可见一株栀子花或茶花，似乎没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这些花便越发像聊斋志异里的花，要么好看而媚人，要么好看而害人。哪家闺女突然得了某种怪病，比方望着男人痴笑，比方日夜不停地唱歌，会做法的师傅就断定是屋后哪株花在作怪。那花就在焚香念咒之后被砍去。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香玉，记崂山下清宫两株花与一黄姓书生的情事。两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风流多情，与书生俨然夫妇；一株耐冬，名绛雪。绛雪这名字实在起得好。我没有女儿，不然一定也叫她绛雪。绛者红也。这女花妖一袭红衣，芳艳绝伦，却又名雪，晶莹剔透，清冷孤高，不容亵渎。她与书生虽然诗词唱和，言谈甚欢，却能终不至于淫而只是良友。有个情节很有趣，说的是黄生太想见绛雪，而绛雪却不肯现身。于是香玉便助纣为虐，带了黄生来到耐冬花下，用手掌从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约人的腋下处时，开始挠其枝干，结果绛雪耐不住痒痒，笑着从花树中走出来。读此情节，那怕痒的花妖又平添几分娇憨。我后来查书，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里记载那株茶花高二丈，径数十围，应是千年古木，不是我们平日随处可见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挠花树的痒痒，傻乎乎地指望从花里挠出一个美女来。我现在住的地方，种有很多茶花，从冬到春，姹紫嫣红。这些茶花太多了，太热闹了。不像我乡村的茶花，开在僻静的墙角，能叫闺女思春。

    伊渡：你喜欢花？

    王跃文：哈哈，喜欢。但愿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里也有乡村生活的经历。我现在都依然向往，虽然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放学回家，翻过一座山，就能望见家了。可我望着自家屋顶的炊烟，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饿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跃文：我也是经常饿得哭。我十二三岁就上山砍柴了。那时候家乡不烧蜂窝煤，灶里烧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类是不能砍的，只准砍杂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来越远。有回，我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里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饿得浑身发软，半步都挪不动了。毕竟年纪太小，瘫在路边哭起来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说饿，走不动了。那大嫂真是菩萨，扔给我一个薯。没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齿剥掉薯皮，就吃起来。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没那个薯，我真回不了家。

    饥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有个把月几乎断炊。不知父母从哪里弄来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乡不产玉米。离家五华里左右，有个水磨坊，我们那里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几十斤玉米，摇摇晃晃地去碾坊。我们都还小，又没什么吃的，哪有力气？我同二姐就拿路边的树为标记，说好我挑到哪棵树下换她挑，她挑到哪棵树下换我挑。二姐老实，我又有些倚小卖小，老是欺负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么回事，我闻到玉米粉的气味头就晕。没听谁说过晕玉米，我就晕玉米。多年之后，日子好起来了，玉米之类的粗粮成了奢侈品，城里人爱吃。我偏不爱吃。小时的记忆太深了。

    我后来从书上读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采食野果之后，鼓腹而游，相与而戏，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状态的，可我童年里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是祖国的花朵，比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哩！学校中午休息，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没福气像原始人一样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闹。上小学时，我们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打着补疤的篮球，一支尾巴开裂了的标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女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跳绳、跳橡皮筋、踢鸡毛键子。我们男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撩开裤子尿尿追人，把尿往别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儿这个体育活动，出身不好，胆小怕事。几个调皮的大个子同学，只要开始尿尿，就追得别的男同学满操场跑。敢往别人身上撒尿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乡话说，就是青水岩板底子。还有个体育活动很普及，就是男同学相互扯裤子。那时候，我们多穿那种松紧带裤子，别人冷不防将你裤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毕露了。每到下课，男同学一律拿双手按住腰间，狼顾而行，提防别人扯裤子。要么就是在走廊里靠墙站着，环视左右，异常警惕。

    中学就更苦了。中学离家十五华里，每日清晨起床，扒两碗头日剩饭，背上书包赶路。全年多半时候是打赤脚，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妈妈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脚，把布鞋放在书包里。学校里有个水塘，进校以后，去塘里洗尽脚上的泥巴，往裤管上揩几下，再穿上布鞋。高中毕业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着赤脚。

    伊渡：你小时候顽皮吗？

    王跃文：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性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期变化四处迁徙。而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流窜犯”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的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干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步行十五华里，跑到公社。有个管公章的干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阴阳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干部当然知道。干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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