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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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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婴堂坐落在龙骨山附近的一座弃庙里,从火车站的方向爬上一道崎岖艰难的小路就到了。老魏不想驴子受累,剩下最后二里路的时候就把我放下了。他让我下车,跟我道别,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

    时值秋天,山上的树都落光了叶子,像光秃秃的骨架排成的大军,守护着大山和山顶的院落。我一进门,没人上前迎接。迎面是一座破庙,木板干裂,漆也剥落了。露天的院子里站着好多小姑娘,都穿着白衬衫蓝裤,她们排成队,像士兵一样,动作一致地弯腰,朝前,朝一侧,朝后,换另一侧,仿佛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这还不算,我又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生平第二遭,我又见到一个洋人。两个男的,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两人拿着地图,一起穿过大院,身后跟着一队人,都拿着长棍。我很害怕,怕自己误打误撞,碰上了共产党的地下队伍。

    我跨过门槛,眼前的景象吓了我一大跳。面前全是死人,足有二三十,身上全都盖着布,站在大堂中央,墙边上也有,高的高,矮的矮。我立刻就想,这一定是回家的死人。宝姨曾经告诉我说,她小的时候,有些人家会雇请法师念咒施法,把死人赶回老家去。宝姨说,赶尸人只在晚上行路,为的是怕碰到活人,被死人鬼魂缠上身。白天他们就在庙里歇脚。宝姨先前还不信这些传言,后来深夜她听到有僧人敲木鱼,村里的人闻声都跑开了,可宝姨却躲到墙后面偷偷看。她先是听到当当的木鱼声,然后就看到他们了,一共六个,都像大蛆虫一样,两腿并着往前跳着走,一步足有一丈远。宝姨对我说,我到底看到了什么,自己也不能确定,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很不对劲,跟从前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我刚要往门外跑,却瞥到罩布下面有金色的脚。我又仔细看,发觉那些罩布盖的不是死人,却是些神像。我走上前去,把其中一座上面的罩布揭开。这是文曲星,峨冠高顶,一手执笔,一手捧着官帽。“你干吗把布揭开?”有个声音叫道。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要盖起来?”

    “老师说这是封建迷信,对我们没有好影响。我们不该信这些老神仙,只能信基督教的神。”

    “你老师在哪?”

    “你来找谁?”

    “就是安排接收刘茹灵来育婴堂的人。”小姑娘跑开了。过了一会,两个女洋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些美国的传教士没料到我要来,我也没料到他们竟然是美国人。我从来没跟洋人说过话,见了她们,我只是睁眼瞪着她们看,却不开口。她们俩都是短头发,一个白发苍苍,一个是红色卷发,两人都戴着眼镜,这么一来让我觉得她们俩都差不多年纪。

    “很抱歉,没人安排接收你,”那个白头发的用中文跟我说。

    “很抱歉,”另外一个又说:“大多数孤儿年纪都比你小得多。”

    随后她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可我还是说不出话,于是我就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写自己的名字。她们两个用英语说了一会。

    “你认得那几个字吗?”其中一个指着一张中文标语问我。

    “饱餐,切勿私屯,”我念道。

    其中一位给了我一支铅笔还有一张纸。“你能把这几个字写出来吗?”我照做了。两人都惊叹:“她看也不用看就写出来了!”她们又问了好多问题:我能用毛笔写字吗?我都念过什么书?后来,她们又用外国话说了一阵,完了以后两人宣布说我可以留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我既可以当学生,又可以当老师。那里只有四个老师,都是学校里原来的学生,如今住在院里三十六间房屋里。潘老师教那些年纪大些的女孩,我给他当助教。五十年前他当学生的时候,这间学校只收男童。王老师教小一点的女孩,她有个寡居的姐姐,我们叫她王嬷嬷,负责照顾那些顶小顶小的小娃娃,她还指定几个大些的女孩帮她照应。还有个小个子于修女,她驼背,手又粗又硬,声音尖利。于修女负责管理清洁卫生和操守,平时吩咐我们按时洗澡,给我们布置一周任务,还喜欢支派厨子和他老婆,叫他们忙东忙西。

    我渐渐发现两位女传教士其实年纪不一样大。那个卷头发的是格鲁托芙小姐,她三十二岁,另外那位年纪比她大一倍。格鲁托芙小姐是个护士,也是学校的教务长。道勒小姐是育婴堂的院长,她去找那些该当同情我们的人,请求他们捐款给我们。道勒小姐还带领我们每星期天做礼拜,编排我们演戏,演基督教的故事,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还弹钢琴为我们伴奏,她总说我们“唱起歌来就像天使”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天使是什么。我也不会唱歌。

    传教士们管我们叫新命运女孩。每间教室里都有块很大的红色锦旗,用金字绣着这几个字。每天下午做操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中文和英文大唱新命运之歌。歌是道勒小姐写的:

    我们学习,我们进步,

    婚姻大事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工作,自谋生路,

    旧命运就把它抛到脑后。

    因为我出身制墨世家,所以潘老师说,我是学校里有史以来书法最好的学生。他常常跟我们讲起大清朝的事情,说到朝廷如何腐败,连科举制度都败坏了。可是每当说起那些旧时候的事,他总是显得很伤感,有些怀念的口气。他对我说“茹灵啊,你要是早些年,托生个男孩,肯定能成个名家大儒。”这些是他的原话。他还说我字写的比他亲自教出来的儿子开京还要好。

    开京是个地质学家,他其实字写得很好,何况他小时候生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身体右半边比较弱。幸运的是,他生病以后,家里花了大笔的钱,用尽全部积蓄,请了最好的中西医大夫。于是开京得救了,只是脚有点跛,一边肩膀有点塌。传教士后来帮他谋了份奖学金,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上学,他才成了个地质学家。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家来照顾父亲,也正好跟考古坑里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育婴堂和考古坑之间,一直骑到父亲教室门口。潘老师经常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让儿子载他回院子另一头的房间去。他们骑车经过的时候,我们这帮老师同学都要大声叫喊:“小心啊,不要摔倒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有重读宝姨临终前写给我的东西。之前我一直特地不去看,因为我知道再看到那些纸页我一定会哭的,于修女看到了肯定会责怪我当着小丁和别的小孩子的面自我放纵,自怜自伤。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找到一间废弃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小神像,满是霉味。我找了个靠窗的地方,倚着墙坐下来,打开了包着纸页的蓝布包。我头一次注意到,原来宝姨还在布包里缝了一个小口袋。

    口袋里有两样宝贝。第一件就是我小的时候她给我看过的那块甲骨片,她对我说,等我长大了,懂得记住事情的时候,她就把骨片给我。她曾经收着这块骨片,她父亲也曾收藏过,如今又传给了我。我把骨片贴在胸口。我又把第二件东西拿了出来。那是一张小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子头上戴着刺绣抹额,身上穿件棉衣,衣领高高得竖着,直到脸颊边上。我举起相片对着光。难道这就是?我看出来了,这的确是宝姨脸烧坏以前的相片。她生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眉毛向上挑着,显出很大胆的样子,而她的嘴唇,那么丰满,微翘着,皮肤那么光滑。照片里的她非常美丽,却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很难过相片里不是她脸烧坏以后的样子,可是我越看,照片里的她就越熟悉。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的脸,她的希望,她的知识,她的悲哀,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是属于我的。然后我哭了又哭,心里充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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