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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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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抱着,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其实“忌”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钟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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