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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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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明春一拍大腿,说:“阎王好说,小鬼难缠。我们已经有办法了,就用古代衙门里走‘门子’的方式,向具体经办的领导和人员努力吧。别看这些人官职不大,权力却很大,他们糊弄上级有的是办法。”

    一

    杜思宝上任不久,县里就面临着乡镇体制改革的硬任务。县委统一安排,让杜思宝临时分包了黄公庙乡。省委要求,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项带有攻坚性质的任务啃下来,彻底精简乡镇的机构,精简乡镇的富余人员,让乡镇真正消肿,从最基层开始,把行政成本降下来。

    杜思宝知道,这项工作确实是硬任务,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再分配,稍有不慎,全盘皆输,的确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接受任务后,一直想,自己的压力再大,也没有项明春他们肩上的担子沉重。乡镇的工作实在是太难搞了,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上边开口子,下边拿票子,一个小小的乡镇,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自己做市直部门的干部和现在做常务副县长,都可以对下边呜里哇啦,下指示,定调子,具体工作起来,让基层作不尽的难。他从以往对乡镇工作的了解,真有点替项明春担忧。

    杜思宝对上次乡镇搞的那次流产了的“双减”工作,至今记忆犹新。“双减”也是与这次的工作同样性质,无非是减少“七所八站”压减膨胀出来的人员,任你如何做思想工作,人们宁可喝稀饭,也不愿意下海挣大钱。当然,杜思宝当时在市里干,没有参与这项工作,但从自己家乡高楼乡的党委书记那里得知,实施起来,阻力强大。高楼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当乡里动员一部分干部职工,分流到企业去时,这些职工不干,比扒他们的祖坟还恼火。第一次张榜公布,就一下子捅了马蜂窝,立刻激起了一部分乡镇机关干部聚众上访。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几个乡镇的“刺儿头”联合起来,市访、省访不解决问题后,干脆搞京访。这些人为了扩大事态,竟然异想天开,闹出了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外国大使馆的聚集区去“告洋状”的笑话。他们本来串通一气,要到美国大使馆去闹,把舆论造到这个世界上影响力强大的国家去,以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进而为他们解决问题,让外国人迫使中国的县乡领导就范。结果没有人懂得外文,弄不清星条旗与其他国旗的区别,没有找到美国大使馆,却见到了一处欧式建筑群落,推推搡搡,终于有人带头,奋不顾身地去冲击一个小国家的大使馆。当这批人还没有突破大使馆的第一道警戒线时,就被武警战士们抓的抓,驱的驱,少部分人进了看守所,大部分人作鸟兽散。(见怪味沧桑下卷“回乡”一章)

    消息传来,让丰阳县的领导很丢面子,省市两级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工作不力,责成丰阳县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杜绝此类事故发生。这一天下奇闻,曾经弄得县里的信访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整天提心吊胆,严防死守,部署专人监控了那些带有上访倾向的人。好长一段时间,上上下下神经兮兮的,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一批上访人员彻底消除疑虑。

    省委对乡镇机构改革工作下了最大决心,下达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做到“无情改革,有情实施”三个月内,保证完成改革任务。指标任务是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能讨价还价,纪律处分动真格。

    市委上行下效,把这项工作摆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专门召开了乡镇党委书记参加的动员大会,一竿子插到底,要求各县、各乡镇,向省委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大会上,市委方书记慷慨激昂地表示,在这场攻坚战中,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于不能如期完成工作任务的县乡两级主要领导,市里的纪律处分还要加码儿。我就不相信,有人胆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由于省委明确规定,在改革期间,所有干部配备工作一律冻结。尤其是县乡两级的一把手,绝对不允许调整,必须坚守岗位,实行严格的“首长问责制”曹明祥曾经担心,自己因为徐立身事件,可能被市委引咎调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于是,精神抖擞、雷厉风行地抓起了工作。正应了那句老话“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曹书记把县级干部全部分包到乡镇去,成立了临时机构,明确职责,严格督察督办,跟踪问效。这项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立刻蓬蓬勃勃地在全县开展了起来。

    项明春很乐意杜县长来帮助工作,他们自从在“后进村整顿”验收时,交上了朋友,到后来在萧干病房里相聚,一直不断有来往,两个人意气相投,甚是相得。

    冯司二曾经当着两个人的面奉承说:“项书记,你和杜县长都是我们县真正的大才子,在咱们县所有的才子中,他们的名气没有超过你们俩的。”

    项明春说:“别瞎说了,人家杜县长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

    冯司二说:“那是没有让你到那个位置上,要不,你不比杜县长逊色。”

    杜思宝说:“我是不是才子,需要打问号,项书记是当过‘大师爷’的人,给他阳光,就肯定会灿烂无比的。”

    项明春忽然想起来,他刚刚进入县委办公室的时候,到春水镇搞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调研,原来的镇党委书记马春德,曾经把自己比做“柳床儿”说插在哪里都能成活,现在杜县长又有新的比喻,说明自己这个人还是有价值的。(见侧身官场“调研”一节)

    平心而论,项明春对于这项改革认识是很到位的,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先不考虑如何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在他和副县长杜思宝的面前,首先出现了一只拦路虎。

    这只拦路虎是,省里不仅要求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还要砍掉一部分乡镇。省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除了山区乡镇外,人口不足三万人的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乡镇,一律撤并到其他乡镇去。并且对于符合条件的县市区,只要撤掉了一个乡镇,省政府要给这个县市区以奖励和财政补贴,带有悬赏的性质。

    黄公庙乡一直认为自己是山区乡镇,人口虽然差一百五十口不足三万人,可只要是山区乡镇,就能保留下来。谁知道大意失荆州,等报纸上把第一批保留下来的乡镇予以公布时,杜思宝、项明春和冯司二,以及所有的乡干部、乡直部门的干部职工全都傻了眼,保留乡镇的名单上竟然没有黄公庙乡的名字。大家再也不为自己的去留担忧了,而是集中在乡机关里,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哭爹骂娘,唉声叹气。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众人同仇敌忾,要求上级把黄公庙乡保留下来。试想,出现这种状态并不奇怪,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谁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先把自己的乡镇保留着再说。

    矛盾立刻集中到了杜思宝和项明春这里。杜思宝马上让项明春向县委临时组建的办事机构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原来历史上统计的报表内,黄公庙乡不属于山区乡镇,按人口算,又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切掉。

    杜思宝和项明春得知这一重要情报,马上赶回县城,找到曹书记和郗县长,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曹书记非常同情黄公庙乡的遭遇,觉得上级的这条政策,把一个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心切下去了,实在可惜。黄公庙乡一带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因此而受挫,再也没有发展的机遇了。而且,这么多的乡镇干部、职工,更难让县里消化处理。

    议来议去,曹明祥书记明确表态:“我们不稀罕省里的奖金和表彰。做任何事情,要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不按山区考虑,就黄公庙乡的土地面积,有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足够成立一个乡镇了。黄公庙街又是多年历史形成的集镇,如果一定砍掉,当地的政治、经济将损伤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多少年也不一定恢复过来。邓小平同志最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允许这么做,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应该多想一点主意,针对政策存在的漏洞下手去解决问题。黄公庙乡不就是差一百五十口人吗?派出所与计生办的数字历来对不上号,不上册子的黑人口估计不下一千口人,你们完全可以在这上边做做文章。上级的政策是铁定的,但人终归是活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郗县长,你看这个意见怎么样?”

    郗县长非常同意曹书记的意见,对杜思宝和项明春二人说:“曹书记的指示你们一定要认真领会,狠抓落实。依我看,杜县长和明春同志你们两个,要赶快到省城去,找到乡镇改革的指挥中心,陈述我们县委、县政府的观点,要不惜代价,钻窟窿打洞,千方百计也要把黄公庙乡保留下来。”

    得到了书记、县长的支持,杜思宝和项明春有了保留黄公庙乡的信心和决心。回到乡机关,把领导的意思向党政班子作了传达贯彻,班子里的同志们精神振奋,一致支持杜县长和项书记到省城去做工作,一竿子捅到顶,让黄公庙乡永远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

    杜思宝到项明春办公室里,和冯司二一道商定这一次谁去省会。最后决定三个人一起去。杜思宝说:“明春啊,咱们三个人一起去,你就不用带车了,乡里的经费困难,能给你们省一点就省一点。”

    项明春说:“还是杜县长体谅基层的难处。可这一次去,少不得要请客送礼,这笔资金上哪里筹措?”

    冯司二说:“项书记,你不用发愁,我自有办法。找几个大单位一凑就够了。”

    项明春有点不相信地说:“这些单位整天向党委、政府叫穷,他们会甘心出这笔钱?”

    冯司二满怀信心,大义凛然地说:“县长、书记你们放心,这些单位只要知道咱们是为了保护全乡的利益而去的,没有不支持的道理。让他们忍痛先凑出来,大不了我把自己的新房子抵押上,贷了款还他们!”

    冯司二到几个大部门转了一圈儿,没有出机关大院就凑上来了几万块钱。项明春想,冯司二这个家伙对下属的理解,有时比自己吃得还透,能力见长了。

    二

    在去省会的路上,杜思宝、项明春和冯司二不断地分析,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目的。

    项明春说:“杜县长,你在市直干了那么多年,没有少参与跑项目,在同上级打交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次去,我们全都仰仗你了。”

    冯司二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别说到省城,就是到唐都市,也是土老帽一个。主要是认不得人,两眼一抹黑儿。向人家介绍自己是乡镇干部,人家就翻白眼,瞧不起我们。有你杜县长带队,我们心里就有了依靠。”

    杜思宝说:“说起来惭愧,我和宋炯书记一起去北京跑项目那一次,除了提供一些文字材料外,什么作用都没有。十几天下来,连国家有关部门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这次动身之前,我就一直想,你们肯定对我寄托的希望很大,其实我这心里一点准稿子也没有。论社会经验,我远远不如你们两个丰富。”

    项明春说:“咱们谁都不用谦虚了。我看,是不是换一种思路?杜县长你设身处地想想,你在环保局工作时,我们这些基层单位到你们那里跑项目,你是怎么做的?手下人是怎么做的?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人应该怎么跑,才是最简捷的途径?”

    杜思宝沉思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不无遗憾地说:“市里该有什么项目?顶多是个中转站。不过,说穿了,基层到上级办事,最好是要打通主管人的环节,他们的变通能量大得惊人。你要是直接找到领导了,领导反而囿于政策限制和政治影响,不好表态。实在躲不过去,顶多交代那些具体办事人员办理。这些具体的办事人员,当然不敢硬顶,想给你办,就能给你办,然后把责任推到领导头上。不想给你办,就会拿出条条框框制约你,让领导干着急没法说话。”

    项明春一拍大腿,说:“杜县长,这正是你出的好主意嘛。俗话说,阎王好说,小鬼难缠。我们这次去省里陈情,事关重大。正在风口浪尖上,直接去说服领导,不要说不容易见到,就是见到了,只能碰一鼻子灰。要想让领导出面表态,肯定是难上加难的。听你的指示,我们已经有办法了,就用古代走‘门子’的方式,向具体经办的领导和人员努力吧。别看这些人官职不大,权力却很大,他们糊弄上级有的是办法。我就不相信,省委书记和省长大人,会把一个一个乡镇的情况亲自进行审查。”

    杜思宝和冯司二都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办,死马当做活马医。可是,究竟怎样才能与乡镇机构改革的办事处挂上钩,心里仍然没有数。

    项明春说:“正面攻不上去侧面攻,我们动用在省城里工作的乡亲和朋友,不信找不到打开问题的缺口。”

    冯司二说:“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锯不倒的大树!”

    杜思宝当即给省环保局熟悉的领导和同志打电话,并没有说明来意,只是说到省城来了,顺便看看你们。对方说,你这个家伙,悄悄地离开了环保系统,当官去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好吧,我们等候着你的大驾光临,一定要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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