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上的惊险与罪恶—&

从事后马德表面上对凯西的安抚与背地里对里奇曼的交待，我们似乎会认为马德是一名关怀下属的好上司，但随着里奇曼的彻底交待，这场追击，连同后来凯西在飞机上寻找快速存取、己录仪时所遭遇的风险，统统可以从马德那里找到答案。

    当然，一个善于制造紧张、惊险的小说家完全有可能引起轰动，但这也是这类小说沦为“即时性”消费品的根源。在结果豁然开朗之后，人们就再也提不起重读的兴趣，除却一些虚浮的表象、偶像般的人物、刺激性的场面而外，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几乎成了通俗小说的致命伤。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克莱顿显然深谙此点，在机身中，克莱顿在制造紧张之外，还把他的笔触延伸到美国航空界、新闻界、司法界的方方面面，刺穿了其安全、真实、公正的表象，他对美国制度中荒谬、丑恶、虚假一面的揭露与抨击，使这部小说在其火爆、惊险的表象下积聚了足够的思想批判内容，并让它经得起最严格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检验，甚至具备了某种经典的意味。

    飞行安全问题显然是小说暴光的重点。在作者的披露下，我们发现美国的航运安全现今已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航空公司选购劣质的发动机，政府取消对航空公司的管制造成维修体制的松懈与假冒伪劣部件的泛滥，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造成飞行事故。超级廉价航空公司干脆廉价购买快报废的飞机，稍加维修便投入商业运营。由于这一切能给资本家带来高额利润，因而屡禁不止。正因为如此，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这次飞行事故发生后，人们从未想到从飞行员身上找原因，而是直接怀疑起飞机的质量与美国的航空体制来。这也是新闻界猜测性报道得到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作者犀利的目光没有放过美国新闻界的愚昧无知与虚伪。对于这样一次飞行事故，新闻界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待真相大白后，依据事实加以报道，但这一报道原则现今遭到了遗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个人情绪化”的、放任自流的、追求轰动效应的报道方式，正如作者揭示的那样“现在的记者来采访时，头脑里已带来了先入为主的导语。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证明自己已知的事物。他们更想要罪恶的证据，而不是消息。这种新方式是非常个人情绪化的：他们要脚下使个绊子把你勾倒，或者趁你出个小错误或说句傻话时一把逮住你，有时甚至把一两个词从上下文中割裂出来，让你露怯犯傻或是晕头转向。”这种不良报道倾向的形成，应完全归咎于电视台的商业追求，即收视率，它需要爆炸性的新闻作为支撑，而在客观情况未能提供这种效应的时候，新闻记者就不惜去制造，这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和对人类良知的背叛。所以，申柯反复强调不要搞成零部件问题的“杂碎”而要把矛头对准整架飞机；马龙轻信巴克的谎言，甚至明知他在诽谤也要报道；马蒂那种揭人短处令人尴尬的采访方式更得以大行其道。作者最后借艾莫斯之口辛辣地讽刺了传媒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贡献”而他对马蒂的夸张性描写，则是他向新闻界投去的轻蔑的冷笑。

    作为美国权力机构一极的美国立法、司法界的种种问题在小说中也有充分的暴露。繁多的法律条文带来的不是司法的公正有效，反而招致了自相矛盾的结局。“信息自由法案的制订使外国竞争者都能掠夺到美国的技术”这迫使美国联邦航空局允许各飞机公司自己保存颁发许可证所必需的文件，造成管制政策方面的放任马虎，但不这样做，公司的专利技术就会无偿地被其竞争对手获得。在新闻管制方面，法律不仅不能阻止诋毁性新闻的播出，而且不能提供被控方在新闻中进行对等驳斥的机会。如果节目的播出造成了商业上的损失，公司不能进行控告，因为极难证明新闻界是在对已知事实的“有意忽视”下编播节目。如此一来，新闻媒介可以按他们的意愿选择性地报道事实中明显错误的一面，且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这就是美国式的新闻自由，它充分暴露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机制的丑恶病根。不难看出这种自由实际上乃是允许诽谤的自由，令许多罪恶假借这一名义得以实行，它完全是美国式的法律制度生产出的怪胎。克莱顿对此的叙述极为冷静，同时又是直露而大胆的，其鲜明的立场跃然纸上。

    克莱顿是西方少数几个能将通俗小说的惊险、火爆与高雅文学的思想意蕴熔为一炉的作家，机身再一次证明了这位作家不俗的实力。无论是猎奇性的阅读，还是严肃的专业性阅读，都能从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而书中众多的知识性内容，又在无形中丰富着我们对于飞机的认识。即便是出于科普的目的，机身也是一部不能放过的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