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大厅中渐渐涌入人潮,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位外国的,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捷克人,听说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许是一位部长或是科学院院长,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纯然好奇的观点,他是与会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产主义黑暗时代结束后一个历史新时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刚才好一阵子,大家抢着来和他握手,问他几个问题,但谈话总是比他们预期的停顿得早,交换了几句寒暄之后,他们便不知该和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话题。法国人总三句不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试着注意聆听,偶尔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们国家",随即他明白没有人对他的"相反地,我们国家"感兴趣,他走离人群,脸上罩着一层既非苦涩亦非愁苦,却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伤。
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难念!"
"此外,也写错了,"学者说。他拿起桌上的笔,在c和r两个字母上加了像长音符号颠倒过来的符号。
秘书看这些符号,看看学者后叹了口气说:"真复杂。"
"正好相反,非常简单。"
"简单?"
"你知道强禹斯(jeanhus)吗?"
秘书快速地将眼光投向与会名单,捷克学者急着解释:"诚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纪教会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驱。同时也是夏尔勒(charles)大学的教授,此大学,如你所知,是圣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学。你所不知的,是强禹斯同时也是字汇拼写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将字汇拼法简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这个音,必须用三个字母拼出,t,c,ho德文还需四个字母:t,s,c,h。但拜强禹斯之赐,我们只需一个字母,c,加上头一个小小的符号。"
学者又倾身在秘书桌上名单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c,
v加上长音符颠倒过来的符号:c然后他看着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发音:"契(tch)!"
秘书也望着他的眼睛。跟着念:"契(tch)。"
"对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没在我们国家流传。"
"强禹斯的改革"学者假装没听到秘书犯的错,继续说:"并非全然被漠视。在另一个国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书一边重复,一边试图想出这个国家到底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在拉脱维亚也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捷克人如此为这个字上的小符号自豪了吧。(带着微笑地说:)我们可以背叛一切。但为了捍卫这个小符号,我们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书点头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许久,随后拿起来,带着悲伤但谅解的微笑,拿去给秘书小姐看。
此时另外一位昆虫学家,正站在入口处的桌前,等着秘书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个小记号。她看见捷克学者,便对他说:"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个宽容的手势表示:别担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带着感人的谦虚,他在桌旁等着,(又有两位昆虫学家到来),当秘书终于闹下来时,他把小卡片递给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吗?"
她并没看出个所以然:"谢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号标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寻常的长音符号!他们忘了将它颠倒过来!再看看符号标在哪里!在e和o两个字母上!变成了
谢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对,你说得对!"秘书也愤慨起来。
"我觉得奇怪,"愈来愈悲伤的捷克学者说,"为什么人们总会忘记这些符号。它们如此诗意,这些倒过来的长音符号!你不觉得吗?像只飞翔的小鸟!像伸展羽翅的白鸽!(柔声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倾身拿起桌上的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动作如此谦逊,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没说一句话地走开了。
秘书注视着他离开,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颠倒的长音符号,换化成一只蝴蝶,在学者身畔飞舞,最后落在白发上。
走向座位时,捷克学者转头看见秘书感动的微笑,便也回了一个微笑,抵达座位的途中,他又回头对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伤却又骄傲的微笑。一种悲伤的骄傲:我们不妨如此定义这位捷克学者。
15
他因为看见名字上摆错位置的符号而悲伤,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骄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军占领结束,前后约二十年。
然而,数百数千,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们为此受苦却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为什么捷克学者感到骄傲而那些人却不呢?
因为他被赶离工作岗位,不是因为经济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因经济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较不严重,比较不值得敬佩呢?一个因不讨上司欢心的职员被辞退就该觉得丢脸,而因政治理念丢掉工作的人却有权利以此为傲?为什么?
因为因经济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动的,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任何值得赞赏的勇气。
这状似明显,事实不然。因为一九六八年后被解雇的这位捷克学者,当俄军在他的国家成立极其令人厌恶的政体之时,他也并没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动。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组的主任,专门研究苍蝇。有一日,突如其来地,十多个众所周知的反动派涌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拨一个研究室让他们举办半地下化的集会。他们以道德柔道的规则行事:突然地到来,组成一群观察者。这出其不意的对质使捷克学者非常困窘。说个"好"字会立即招来不幸的危险:他将会丢掉工作,三个小孩将来也无法人大学。但要对这群嘲笑他胆小的人说个"不"字,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最后答应了,并开始鄙视自己,因他的胆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摆布的无能。因此,正确说来,是因为他的懦弱,才使他后来丢了工作,小孩也被学校开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么可觉得骄傲的呢?
随着时光,他逐渐淡忘他对反动派原存的憎恶,愈来愈习惯将自己答的"好"字视为一种自愿、自由的表示,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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