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何来危言

    　　盛世危言一书，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作。这部书酝酿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写成并刊行于九十年代。它的问世，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是当时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受到它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非常喜欢”此书。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由于父亲只准许读孔孟经书之类的书籍，所以我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才读完了盛世危言。”又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斯诺西行漫记第109—110页）。盛世危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盛世”何来“危言”？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局势变化极大的一年。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空前的严重起来，救亡呼声进一步高涨。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成立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上了实践日程。在1896年到1900年五年间，中国出现了被瓜分的危机，出现了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等重大事件。这样一个局势，清王朝仍自视为“天朝上国”政治上讲扬威天下，怀柔远方，以四夷来朝，万邦宾服，对内则宣扬“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谁要说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那就是对伟大祖国的污蔑，就要遭到灭门之罪。郑观应这部书成于清王朝垂危之时，是地道的“衰世”把“衰世”说成“盛世”不过是为了避免当朝查封而己。郑观应在“自序”中说：“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对郑观应来说确有危险性，因书中所陈触动了清朝腐败统治者的神经，但对中华民族却是“良方”、“诤言”

    郑观应一生不仅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英法联军入侵、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直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从他青年时代起，六、七十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实践之中，其中尤其是经营近代企业的实践。作为一个思想家，有这样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在当时实为仅见。在他社会实践中，目睹了侵略者的罪恶活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此书信如郑观应自己所说，是“触景伤时，略陈利弊”之作，自然在“盛世”之下出“危言”了。

    盛世危言是一部起衰振弱，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专制为民主，使之中国臻于富强之境的改革方案。郑观应在自序中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盛世危言涉及的社会问题最广，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人才、社会风气、道德等等。它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为一切有志改革者所喜爱，是因为它触及了时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符合实际要求，至今读之仍有新鲜的现实感。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康乾盛世”所谓“康乾盛世”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粉饰罢了。清末的种种危机，正是所谓“康乾盛世”时留下的隐患的总爆发，从而导致了清朝的衰世末日。黑暗中容易看清光明，光明中的黑暗就不易看清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并没有引起清王朝的警觉，相反被斥为“邪说”终于使清王朝寿终正寝，一朝归西。“盛世”中更应听取“危言”当代中国确实是到了“中兴盛世”中国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昌盛，人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居乐业。但盛世中就没有危机吗？勿庸讳言，自然生态的危机，如物种的急剧趋于灭绝，森林在毁灭，土壤在流失，空气在毒化，水在污染，等等，以及社会生态危机、人的精神生态危机这些都是当今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盛世之中更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在盛世之中发出“危言”的警告，正是当代有识之士的使命。赞歌只会使人陶醉，有时还会带来啼笑皆非的苦果。“危言”不是耸听，它不仅是社会问题发出的警告，是消灾弭祸的福音，也预示着机会、机遇，是振兴民族的最深层的原动力！这就是盛世危言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