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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曙清是一个学者出身的官员,早些年一直是在省里的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因为思维敏锐、文笔出众而深受省领导的好评,并在刚过不惑之年的时候被委派到宜坪市担任书记,负责全面工作。
虽然从来没有做过基层的实际工作,但郭曙清对于基层政府的行事规则并不陌生。他知道,各市县长期以来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评价一任书记或市长工作成绩的好坏,就看在他们的任上引入了多少资金,建立了多少企业,创造了多少产值,这已经成为官场的惯例了。
郭曙清不想让自己与这些同僚们混为一谈,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官员,也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在众多的同级官僚中脱颖而出。市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很多人眼里是高不可攀的,但对于郭曙清来说,并不觉得满足。一个书记不过就是一个司局级干部而已,中央各部委下属的各个司局、省里的各个厅,加上全国300多个地级市,林林总总的司局级干部将近5万人。如果他的所作所为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他如何在这5万人中间显示出自己的存在呢?
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已经初步摆脱了贫困,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在吃饱饭的问题不再成为困难之后,对于发展路径的讨论便日益红火起来。近一段时间,报纸上频频出现“反对gdp崇拜”、“追求gdp弊大于利”等说法,郭曙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趋势,意识到光靠搞好经济是不足以出人头地的。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履新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书记一样大刀阔斧地发展经济,而是努力地在寻找不同的发展路径。他想过文化兴市、旅游兴市、宜居兴市、休闲兴市甚至宗教兴市等等想法。但所有这些想法都存在着具体落实上的困难,所以一时难以作为一项政策出台。古谢夫刚刚向他抛出了一个后工业城市的概念,并声称这是超前时代50年以上的概念,这让郭曙清颇为心动。
在中国,评价一样东西好坏的一个标准就是“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和中国本土的东西不一样,沾着一点西方的仙气。君不见,地产商开发楼盘的时候,往往要取一个什么“澳乡”、“枫叶”、“普罗旺斯”之类的名字,让人觉得所住的地方透着浓浓的异域风情;还有一些消费品商家,明明生产的是臭豆腐和辣椒酱,却要起一个“拿破仑”或者“伊丽莎白”的商标。好像洋人吃过就高贵了许多一般。甚至大街上的非主流少年们。也要打扮成一副欧洲范儿,鼻子上挂个一尺来长的铜环子,也不嫌吃饭的时候费事。
在专家学者这个层面上,表现不会这么俗气,但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用西方的理论作为依据,千万别扯什么孔子老子之类的,显得太土。郭曙清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给领导写讲话稿的时候,如果引几句“直挂云帆济沧海”之类的古诗。难免会让人笑话,而如果能够加上几句“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或者“拉普拉斯有句名言”,立马就显得高端大气,这就是所谓洋气的作用。
要提出一种全新的城市治理理念,建设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借鉴国外,如果能够使用连在国外都显得超前的观念,那就更是好上加好了。“后工业”这个词,郭曙清是不陌生的,不过把后工业和城市连接在一起,仍然让他感到眼前一亮,他预感到,古谢夫的来访将会给他带来意外的收获。
“古谢夫先生,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您认为城市应当摆脱工业职能,从而避免工业对人的异化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放弃工业,如何实现城市的充分就业和社会发展呢?”郭曙清不耻下问道。
“城市应当是一个财富集聚的中心,而不是一个财富生产的中心,这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应当具有的意识。”古谢夫掷地有声地说道,没等郭曙清质疑,他话锋一转,又说道:“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完全去工业化,在目前还是很难做到的,你们的政府需要gdp作为政绩,是这样吗?”
郭曙清觉得脸上有点热,他说道:“我是极其反对gdp崇拜的,我不认为gdp能够促进居民的福利。不过,如果没有gdp,那么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就难以解决,我们怎么能够为市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呢?”
“在我们西方,有很多宁静的小城市,它们并没有显赫的工业,居民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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