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禁忌的道理。冯德英还写了花子和老起的爱情,如果说他对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更多地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那么,他对花子和老起这种充满野性力量的爱情,就完全持一种赞美的态度了。我非常敬佩作家的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即便是爱情小插曲,作家描写得也不同凡响。如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我读书时就感到,姜永泉与绢子的年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还有美丽多情、才貌双全的卫生队长白芸主动向战斗英雄王东海求爱,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啊,但是作家竟然让王东海拒绝了白芸的求爱,竟然让战斗英雄选择了寡妇花子。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大白菜,乳房肥大,动作粗俗,怎么能与白芸相比呢?当年看小说看到此处,我感到真是遗憾极了。这种遗憾说明了我根本就不懂爱情,而冯德英是真懂爱情的。这种遗憾还说明即使在我一个小孩子的心中也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的心中,花子是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用农村的话说就是一个“半货子”而白芸却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两个人简直不能比较。冯德英却让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白芸把花子抱起来,连叫了几声好姐姐,让王东海抱着花子和老起生的孩子站在一边观看。这个场面简直力量无边,不但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没有,在文革后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小说中也还没有。另外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七子和病媳妇的爱情,也都写得很有感觉。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他确实把装模做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十七年的爱情描写,是有成就的,但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限制了作家的思想和才力,使这本来应该大放异彩的东西,被挤到一个憋窄的角落里,宛如在断墙边上偷偷地开放的小花,苦菜花。
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和阶级性,更由于强烈的政治风雨把作家们抽打得缩头缩肩,他们在动笔前,钢笔里就灌满了“阶级斗争”牌墨水,无论他们主观上采取什么样子的态度,这种墨水留下的痕迹里,无法不散发出那种可恶的阶级斗争气味。因此,十七年中的大多数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很少有人去描写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别的阶级的爱情,即使有,也是写他们的淫荡和色情。好象只有无产阶级才懂得爱,而别的阶级都是一些畜生。仿佛只有无产阶级的爱才是爱的最完美的形态。所谓阶级的爱情,其实是个很荒唐的说法,我觉得,爱情里反映出的阶级斗争是很少的,尤其是在爱之初。
落后的道德观念也粘滞了作家的笔,使作家只有在那种符合道德的轨道上迅跑,而不愿意下到生活的蛮荒里,去搜寻一下桑间濮上的爱情。作家只能吟唱既符合现时道德又符合传统道德的小夜曲,而不敢描写掩藏在道德唾骂中的恶之花。这样就画出了一幅幅经过了高温灭菌的爱情图画,图画中的人不食人间烟火,男的如天父,女的似圣母,他们怀抱中的婴儿,不但体无血污,而且没有肚脐眼。在这样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道德化了的爱情,爱情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被彻底地阉割了。这样的爱情是虚假的,与生活中的爱情大相径庭。
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几乎不能缺少的性爱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除了前面所讲的道德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科学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原因。我们中国人,由于受到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对性心理、性生理一直讳莫如深,视为洪水猛兽。这种现象至今存在。这种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整个社会在性方面的愚昧,这种愚昧又导致了变态疯狂和道貌岸然。作家一是无力与社会风尚抗衡,二是往往自己也被这种落后的社会风尚所毒害。钢笔里除了灌满“阶级斗争”牌墨水之外,又灌进了“真封建伪君子”牌墨水。另外,我们一直不能把性爱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来欣赏,总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科学和道德上的落后,表现在文学上,一是可能出现极端的色情描写,来发泄被扭曲了的情欲;二是出现带着口罩接吻的爱情描写。这两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前一种是真堕落,后一种是假正经。这中间还有一条路,还有一种对性爱的描写方法。
当代文学正如江水向前流淌,性爱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