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小引

    此文为纪念一个被埋没的天才而作。

    这个天才的名字叫朱总人。

    朱总人是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代课教师。他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右派。

    搜检留在脑海里的三十多年前的印象，觉得当时的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他梳着光溜溜的大背头，突出着一个葫芦般的大脑门；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镜腿上缠着胶布；脑门上没有横的皱纹，两腮上却有许多竖的皱纹；好像没有胡须，如果有，也是很稀少的几根；双耳位置比常人往上，不是贴着脑袋而是横着展开。人们说他是‘两耳扇风，卖地祖宗’。他的出生年月不详。他也许还活着，也许早就死了。他活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曾经对我们说过，当我们突然发现他不见了时，他就到一个能将肉身喂老虎的地方去了。那时他就对刚刚兴起、被视为进步的、代替了土葬的火葬不以为然，他说所有的殡葬方式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粗暴干涉，土葬落后，难道火葬就先进了吗？又要生炉子，又要装骨灰盒，还要建骨灰堂，甚至比土葬还烦琐。他说相比较而言，还是西藏的天葬才比较符合上帝的本意，但也太麻烦了点。难道老虎还需要将牛肉剁成肉馅？秃鹫其实也未必感谢天葬师的劳动。他说：如果我能够选择，一定要到原始森林里去死，让肉身尽快地加入大自然的循环。当与我同死的人还在地下腐烂发臭时，我已经化做了奔跑或是飞翔。后来，有一天人们突然想起来地问：朱老师呢？好久没见朱老师了。是啊，好久没见朱老师了。他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他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简单地介绍过他的一些情况，但那次没有尽兴。为了缅怀他、为了感谢他、也为了歌颂他，专著此文。

    大引

    从很早到现在，‘右派’（以下恕不再加引号），在我们那儿，就是大能人的同义词。我们认为，天下的难事，只要找到右派，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牛不吃草可以找右派；鸡不下蛋可以找右派；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右派。让我们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离我们大羊栏村三里的胶河农场里，曾经集合过四百多名几乎个个身怀绝技的右派。这些右派里，有省报的总编辑李镇，有省立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刘快刀，有省京剧团的名旦蒋桂英，有省话剧团的演员宋朝，有省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徐清，有省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有省立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中文系教授，有省立农学院的畜牧系教授、育种系教授，有省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游泳运动员、短跑运动员、长跑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标枪运动员，有那个写了一部流氓小说的三角眼作家，有银行的高级会计师，还有各个大学的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大学生。总而言之吧，那时候小小的胶河农场真可谓人才荟萃，全省的本事人基本上都到这里来了。这些人，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如果不是被划成右派，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要想见到他们，基本上是比登天还难。我们村的麻子大爷候七说，解放前，蒋桂英隔着玻璃窗跟一个大资本家亲了一个嘴，就挣了十根金条，如果不隔着一层玻璃、如果跟她通腿睡一个被窝我的天，你们自己想想吧，那需要多少根金条！就是这个蒋桂英，竟然跟我姐姐一起在鸡场养鸡。我姐姐是鸡场二组的小组长，蒋桂英接受我姐姐的领导，我姐姐让她去铲鸡粪她就去铲鸡粪，我姐姐让她去捡鸡蛋她就去捡鸡蛋。她服从命令听指挥，绝对不敢有半点调皮。有人同情她，就说‘落时的凤凰不如鸡’。后来发现，这娘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凤凰，她躲在鸡舍里偷喝生鸡蛋，被我姐姐当场抓住。她不但嘴馋，而且‘腰馋’，‘腰馋’就是好那种事，在农场劳改期间，她生了两个小孩，谁是小孩的爹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村在县城念过中学的大知识分子雷皮宝说，别看那个三角眼作家不起眼，其实也是个大风流鬼子。大家千万别拿着豆包不当干粮，那家伙，写了一本书，就挣了一万元！雷皮宝说，那家伙腐化堕落，自打出名后就过上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一天三顿吃饺子，如果不吃饺子，就一定吃包子，反正他决不吃没馅的东西。包子饺子，都用大肥肉做馅，咬一口，滋，喷出一股荤油。这家伙不但写流氓小说，本人也是个大流氓，雷皮宝说有一次他坐在火车上，突然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蹲在铁道旁边，这家伙不顾一切地就跳了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你们看到了没有？雷皮宝说，这家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我们仔细一看，那家伙走起路来，果然一拐一拐的，可见雷皮宝没有撒谎。这些右派，看样子是欢天喜地的，不像别地方的右派，平反之后，就诉苦，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把右派生活，描写得暗无天日。也许别地方的右派六十年代时就哭天抹泪，反正那时候我们那地方的右派欢天喜地，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每到晚上他们就吹拉弹唱，尽管有人讽刺他们是叫花子唱歌穷欢乐。尽管蒋桂英嘴馋加‘腰馋’，但人家那根嗓子的确是好，的确是亮，的确是甜，人家的确会‘拿情’，人家的眼睛会说话，蒋桂英一曲唱罢，我们村那些老光棍小光棍，全部酥软瘫倒。尽管有的革命干部当众骂蒋桂英是大破鞋，但见了人家还是馋得流口水。也许是右派把痛苦藏在肚子里，不让我们这些庄户人看出来，对，就是这个理儿。右派集合到农场后，场里人起初还有意见，说是生活本来就困难，又送来一批酒囊饭袋，这还了得！但人家右派们很快就在各个领域表现出了才华，让我们乡下人开了眼界。省报总编辑李震，负责办黑板报。场部的齐秘书办期黑板报，那谱摆得，大了去了！他要先写出草稿来，反复修改，然后拿着些大尺子小尺子，搬着凳子，端着粉笔，戴着套袖，来到黑板下，放下家什，摆好阵势，然后，前走走，后倒倒，有时手搭着眼罩，如同悟空望远，有时念念有词，好似唐僧诵经。折腾够了，他就开始往黑板上打格子，打好了格子才开始写字，写一个字恨不得擦三次，我们围着看看都不行，好象他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怕羞，又保密。可人家李镇撅着个粪筐子到田野里转一圈，回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就写，根本不用打草稿。那粉笔字写的，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不但字写得板整，还会画呢。人家在那些字旁边，用彩色粉笔，画上些花花草草，那个俊，那个美，看得我们直咂嘴，怪不得划成右派呢。我爹说，你以为怎么的，没有点真本事能划右派？再说说赵猴子盖大仓的事。赵猴子就是那个总工程师，他长得很瘦，尖嘴缩腮，而且还有一个眨巴眼的毛病，姓赵，真名叫赵候之，我们就叫他赵猴子。叫他赵猴子他也不恼，他自己说，在省城里时人家也叫他赵猴子，可见大羊栏的老百姓不比省城里的人傻多少。农场年年都为储存粮食发愁，于是就让赵猴子设计个大粮仓。赵猴子只用了一个下午就画出了图纸，然后又让他领着人盖。不到一年大粮仓盖好了。这粮仓，‘远看像座庙，近看像草帽，出来进不去，进去找不到。’找不到什么？出来找不到进口，进去找不到出口，整个一座迷宫，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座。还得说说会计师的事，大家都叫他老富，老富那时候就有五十多岁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大概有一百多岁了。据说这人解放前是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解放后被吸收到银行工作，他本事太大，连共产党也不得不用。他能双手打算盘，双手点钞票，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就像三国里徐庶的老娘一样，我爹说。那时我们十几个村子都归胶河农场领导，每到年终，各村的会计都要到场部来报账。场里让老富来把总。一个人像流水一样念数，十几把算盘打得就像爆豆一样，人人都想在老富面前显身手。我叔是村里的会计，他从小在药店当学徒，磨练出一手好算盘，在十几个村里小有名气。我看过我叔打算盘，那真叫好看，你根本看不到他的手指是怎么拨弄的，你只能听到啪啦啪啦地脆响。提起打算盘，让我叔服气的人还真不多，但我叔看了人家老富打算盘之后，一下子就变得谦虚谨慎了。我叔说，人家老富打算盘时，半闭着眼，一会儿挖鼻孔，一会儿抠耳朵，半天拨动一个珠，等我们劈哩啪啦打完时，人家早就把数报出了。有时候，我们十几个人的得数都跟他的得数不一样，他就说，你们错了。当然是我们错了。再说说标枪运动员马虎的事咱就说那次难忘的长跑。马虎一点都不马虎，他的标枪投得，只差一厘米就破了全国纪录。但我们认为，标枪比赛，光投得远还不行，还应该讲个准头。我想原始人投标枪时，首先就是讲准头，要不如何能得到猎物。如果讲准头，马虎是毫无疑问的全国冠军，弄不好连世界冠军也是他。那时候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肉类比较缺乏，国家干部大概还能吃点肉，老百姓只能吃点老鼠麻雀什么的解解馋。我们那地方地面宽阔，荒野连片，野兔子不少，甚至有一年，有一匹老狼从长白山不远千里跑到我们这里来玩耍，兔子太多，竟把老狼给活活地撑死了。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老百姓不打野兔改善生活呢？没有枪，没有弓箭。场里领导也想吃肉，就让马虎带着几个搞体育的右派去抓兔子。马虎下放不忘本行，劳改还带着标枪。他把从省城带来的那杆标枪的尖儿用砂轮打磨了，尖锐无比，闪着白光。他举起标枪，朝着那些狂奔的兔子，连准也不瞄就投过去。标枪在高空中飞行，发出簌簌的声音，好像响尾蛇似的，飞到兔子头上，猛一低头就扎下去，几乎是百发百中，不是穿透兔子的头，就是砸断兔子的腰。一上午就穿了四十多只。当然，他有这样大的收获，也离不开那几个右派的帮助。那个短跑运动员张电和长跑运动员李铁，负责把兔子往马虎面前赶，他们两个起得作用，就像两条出色的猎狗，一条善于穷追不舍，一条长于短促出击。有一条因为拉稀体力不佳的兔子，跟张电赛跑，被张电一脚踢死了，你说他跑得有多快。那天，马虎张电他们，浑身挂满了兔子，就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似的，受到了全体右派、全场职工与干部的热烈欢迎。

    我已经粗略地向大家介绍了这群身怀绝技的右派的情况，接下来就该说我们朱总人的故事了。与那些省里来的右派相比，他没有那些显赫的头衔，既不是专家，更不是教授，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富农的儿子，解放前好象是跟着打学生成瘾的范二先生上过几天私塾，上私塾时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天分。我六叔跟他在私塾时同过学，说起朱总人，我六叔说：他小时候比我笨多了，背书背不出，被范二先生用戒尺将两只手打得像小蛤蟆一样，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但他特别调皮捣蛋，有许多鬼点子，他曾经将野兔子屎搓碎了掺到范二先生的烟荷包里，让范二先生抽烟之后打嗝不止。他还在范二先生的夜壶里放过青蛙，把倒夜壶的师娘吓了个半死。当然，他的这些恶作剧都受到了先生严厉的惩罚。他现在这样聪明，我六叔说，一定是在东北吃了那种聪明草做成的聪明药丸子。与那些省城的右派相比，朱总人的身材相貌更是铁丝捆豆腐不能提了。省城的右派，女的像唱戏的蒋桂英、学外文的陈百灵，那简直就是九天仙女下凡尘，村子里的那些老光棍编成诗歌传唱：‘蒋桂英拉泡屎，光棍子离地挖三尺；陈白灵撒泡尿，小青年十里能闻到。’男的里边，跳高运动员焦挺，话剧演员宋朝，都是腰板笔直、小脸雪白，让村子里那些娘们见了挪不动腿的好宝贝。三四十岁的老娘们想把他们抱在怀里，二十来岁的大闺女想让他们把自己抱在怀里。省城右派里最丑的是那个三角眼作家，最丑的作家也比朱总人好看。作家脸不好看，但身体很壮，要不也不敢见了女人楞从火车上往下跳。朱总人是一个驼背，好象偷了人家一口锅整年背着。他的背是怎么驼的，有好几种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在大兴安岭当盲流时，在山里抬大木头，碰上个河南坏种，给他吃了一个哑巴亏，伤了他的脊梁骨，从此就驼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偷人家的老婆，被人家发现，人慌无智，狗急跳墙，摔坏了脊梁骨，从此就驼了。我相信前一种说法而坚决否定后一种说法，因为朱老师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希望他抬大木头伤了腰，这样比较悲壮，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英雄气慨，比搞破鞋伤了腰光彩。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红松大木，比人还要粗，长达数十米，重达两千斤，八个人，四根杠子，喊着号子抬起来，听着号子，颤颤抖抖地往前走：嗨哟嗨哟嗨哟林间小道上尽是腐枝败叶，一脚下去，水就渗了出来。嗨哟嗨哟嗨哟松鼠在树上吱吱叫着追逐蹿跳，飞龙咯咯叫着，展开像扇子样的花尾巴，从大树冠中滑翔到灌木丛里。这时，与他同抬一根杠子的河南坏种小花虎突然将杠子扔了，他猝不及防，身体晃了几晃，腰杆子发出了一声脆响，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的像青杨树一样挺拔的腰从此就弯了，他的像铁板一样平展的背从此就驼了，一个好小伙子就这样废了。当然，如果他不遭这一劫，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大羊栏小学都要搞一次运动会。起初这个运动会就是学生们跑跑跳跳，打打篮球扔扔手榴弹什么的，一上午就结束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学生的运动会变成了老师的运动会，老师的运动会把农场的右派也吸收进来了。这一下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节运动会名气就大了，很快就名扬全县、全区、半个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记一次跳高比赛，这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画了许多圈，点了许多点，这就叫做可圈可点。他还用红笔写了二百多字的批语，什么‘语言通顺’啦，‘描写生动’啦，‘层次分明’啦，‘重点突出’啦，‘继续努力’啦，‘不要骄傲’啦，等等。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右派一组的中文系教授老单看，老单看了说，一个十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老单是全中国有名的文学史专家，连李白的姥姥家姓什么他都知道，能得到他的夸奖，就跟得到了郭沫若的夸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师得寸进尺，又无耻地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省报总编辑李镇看。李镇用一分钟就把文章看完了，然后摸出一支像火棍的黑杆钢笔，连钩带划，把原长一千字的记一次跳高比赛砍削成五十个字，说：就这样寄出去吧，没准能发表。我们老师非要他给写一封推荐信，他实在顶不住粘糊，就写了一百多个字，给省报的编辑。我和老师欢天喜地的把稿子寄出去，然后就天天盼省报，几天后文章果然发了。这一下子我有了名，我们老师有了名，我们学校有了名，我们学校的五一运动会更是大大有了名。第二年，全县教师运动会就挪到我们学校召开了。第三年，周围几个县的学校也组织体育教师来观摩。当时的县革委主任高风同志原先是八一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因为腿伤，退役下到我们这里来的。该同志爱体育，懂体育，一进体育场就热血沸腾，一看见跳高架子就眼泪汪汪。他亲临我校参加了一届运动会，参观了比赛，兴奋得不亦乐乎。他还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用他的大巴掌拍着我的头说：“小家伙，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不错，继续努力，长大后争取当个记者。”他从胸前的口袋里里摸出一支博士牌钢笔，送给我以资鼓励。激动得我尿了一裤子。开完运动会，他没有回县，直接去了农场，与场领导密谋了许久。回去后，他就拨来了十万元钱，让我们学校增添体育器材，修建比赛场地。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右派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来干。出这样的力，我爹他们都感到高兴，感到光荣。那时候的十万元人民币，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私下里说，这么多钱，怎么能点得清楚？马上就有人回答，有老富呢，怕什么？十万元，人家老富用脚丫子就拨拉清了，那还用得着手！

    我写记一次跳高比赛时，学校的操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铺沙子。那时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根本没有跳高垫子，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操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跳高架子是我爹做的，我爹是个劈柴木匠，活儿粗，但是快。弄两根方木棍子，用刨子刨刨，下边钉上几条腿，棍上按高度钉上铁钉子，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根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体育课都归他上。他个子不高，身体特结实，整天蹦蹦跳跳，像个兔子似的。我们写诗歌赞美他：“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尽管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毛腿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体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台，好让高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头。汽车拉来木头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高中生雷皮宝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根木头轰轰烈烈地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把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摸车鼻子，有的摸车眼，把司机弄得很紧张。校长和场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头，村里的大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头卸在操场边上，汽车就跑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里感到很难过。汽车的影子没有了，汽车卷起的黄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我们眼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头堆放在操场边上，一根压着一根，码得很整齐。我爹抚摸着木头，两眼放着光说：“好木头，真是好木头，都是正宗的长白山红松。”他从木头上抠下一砣松油，放到鼻子下边嗅嗅，说：“这木头，做成棺材埋在地下，一百年也不会烂；做成门窗，任凭风吹雨打，一百年也不会变形。”众人都围在木头边上，嗅着浓浓的松油香，听我爹发表关于木头的演说。我爹是说者无意，但有人却听者有心。这个有心的人名叫郭元，是个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的青年。当天夜里，他就偷偷地溜到操场边上，扛起一根松木。

    郭元扛起木头，歪歪扭扭地走了十几步，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一声：有贼！郭元扔下木头，撒腿就跑。后边的人紧紧追赶。郭元个子很高，双腿很长，从小就有善奔的美名，加上作贼心虚，奔跑的速度很快，简直就像一匹野马，如果是村里人，休想追得上他。但该他倒霉，后边追他的，是我们的小王老师和右派张电、李铁。他们三个追逐着郭元在操场上转圈，如果是白天看，那根本就是赛跑，谁也不会认为是抓小偷。追了几圈后，李铁在郭元的脚后跟上踢了一脚，郭元惨叫了一声，一个狗抢屎就趴在了地上。李铁穿着一双钉鞋，这一脚几乎把郭元给废了。他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把郭元拖起来。小王老师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郭元的脸。“郭元，怎么会是你！”小王老师惊叫着。郭元满嘴是血，羞愧地喃喃着。他的两颗门牙没了，嘴巴成了一个血洞。小王老师慌忙划着火低头给郭元找牙，发现那两颗牙已经镶在了坚硬的地面上。郭元是小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技艺，好得就差结拜兄弟了。郭元低着头，呜呜噜噜地说：“没脸见人啦没脸见人啦”小王老师问：“你这家伙，扛根木头干什么？”郭元道：“想给俺娘做口棺材”李铁与张电见此情况，就说：“你走吧，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郭元一瘸一拐地走了。三个人把那根红松木抬回到木头垛上，累得气喘嘘嘘。黑暗中，张电说：‘这伙计，太可惜了，如果让我训练他三个月，我敢保证他打破省万米纪录。”李铁对小王老师说：“早知道是你的朋友，我何必踢他那一脚？”小王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这事谁也不怨，就怨他自己，我们放了他一马，已经对起他了，否则，他很可能要去蹲监狱的。”

    第二天，郭元就从我们村子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生产队长到他家去找他，问他母亲，问他弟弟，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一转眼过了十年，当我们把他忘记了时，当我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青年时，郭元背着一条叠成方块的灰线毯子回来了。问他这十年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到大兴安岭去了。问他在大兴安岭干什么，他说抬木头，抬那些流着松油的红松木。他因为扛一根不该扛的红松木亡命大兴安岭，付出了抬十年红松木的沉重代价。我成了他的好朋友，每逢老天下雨不能出工时，就到他家去听他说那些稀奇古怪的关于大兴安岭的故事。我发现，他这十年，学到了许多呆在我们村子里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可以说他是因祸得福。他的脖子后也鼓起了一个大包，自己说是让大木头压的。由此我更相信，朱总人老师的罗锅子的确不是搞破鞋跳墙跌的。

    那次跳高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共有四人，一个是省里来的右派、专业跳高运动员汪高潮，一个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小王，一个是公社教育组的孙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朱总人朱老师。开始时横竿定在一米五十的高度上，汪高潮举手请求免跳，小王老师也请求免跳。孙强不请求免跳，他说他就是想参与进来凑个热闹，根本就没想拿什么名次。他是侦察兵出身，举手投足之间，显出在部队受过磨爬滚打训练的底子。他脱掉长衣服，只穿着短裤背心。背心已经很破，像鱼网似的，但那红色的‘侦察兵’三个大字还鲜明可见。他在那儿抻胳膊压腿时，观众们就在旁边议论。说他能头撞石碑，肉掌开砖，还能听声打鸟，赤手夺枪。我们那儿对人的最高夸奖就是‘不善’，譬如说庄则栋这人不善，就是说庄则栋好生了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人恶。孙强抻胳膊压腿时，我们就议论他的光荣历史，说孙强这人不善。孙强活动开了筋骨，就像马跑热了蹄子一样。他从横竿的侧面跑到横竿前，一个燕子剪水的动作，越过了横竿。我们手拍巴掌，嘴里发出欢呼声。然后是朱总人老师上场。他一上场大家就笑了。朱老师那样子实在好笑，并不是我们不尊重他。他也脱了长衣服，只穿着背心短裤。他那两条腿又黑又瘦，从小腿到大腿，通通地生长着黑毛。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猪尾巴棍子’，固然与他姓朱有关，更与他一身的黑毛有关。他穿着长大的衣服，还能遮点丑，脱掉长衣，原形就暴露无遗。他的背前倾约有四十五度角，后脖颈下那儿，生硬地突出了一大团，好象一个西瓜。为了看人，他不得不把脸使劲地扬起来，那副模样，让你既受他的感动，又替他感到难过。我们当时都暗暗地想，一个人变成这样的罗锅腰子还不如死了好。我们都笑他，他很不理解地瞪着我们，说：“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有人说老朱你就算了吧，别给咱们大羊栏丢人啦！他的那两只小三角眼在褪了色的白边近视眼镜后边不停地眨着，他说：“人与野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是唯一的有意识地通过运动延长生命的动物。”他的话我们听不明白，但省里来的右派汪高潮肯定听明白了。汪高潮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老朱，还不停地点头。朱老师也对着他点头，这两个人就这样成了知音。要不怎么都划成右派呢！右派见了右派，就像猩猩见了猩猩一样，肯定感到特别的亲切吧？咱不是右派，没法子体会人家见面时那种感情。朱老师笑完了，就学着侦察兵的样子抻胳膊压腿，做着跳跃前的准备。大家看到他这样子，总觉得有点滑稽，就像看到一个猴子跟着人学样似的。老朱边活动着身体，边往后退。人家侦察兵方才是从横竿的侧面飞越了横竿，但朱总人却退到了正对着横竿十几米的地方。有人说，老朱，到边上去呀！他瞪着眼问：“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到边上去？”人家侦察兵就是从边上助跑翻过了横竿，你站在正中是怎么个说法？他笑着说了一句：“正面突破！”便不再答理我们。然后他就对着担任裁判的余大九举手示意。余大九说你就别磨蹭了，有多少尿水赶快洒了吧，别耽搁了别人跳。朱老师说：“你们这些狗东西，个个都是狗眼看人低！”说罢，他就大声叫唤着：“呀呀呀”他大声叫唤着向横竿冲过去。到了竿子前，一团黑影子晃了一下我们的眼，他就翻到横竿对面去了。他一头扎在沙坑里，跌出了一声蛙鸣。爬起来，眼镜也掉了，一脸沙土，嘴里呸呸地往外啐着沙子，然后就蹲下摸眼镜。我们有点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难道一个罗锅腰子真的翻越了一米五十厘米的高度？我们回忆起方才的情景：朱老师大声地喊叫着‘呀呀呀’朝着横竿冲过去，冲到横竿前面时，他好象停顿了一下，非常短暂的几乎难以觉察的停顿，然后他就像一个皮球似地弹跳起来，翻越了一米五十厘米的横竿。我们又仔细回忆了一下朱老师方才的动作，他‘呀呀呀’地大声喊叫着向横竿冲过去，冲到横竿前面时他的的确确地停顿了一下，在这停顿的瞬间，他的身体转了半圈，他原本是背对着我们的有他的背上的大罗锅为证但他在跃起的瞬间却将他的脸对着了我们有他脸上的褪了颜色的白眼镜为证然后他就像个皮球似地弹起来，他的弯曲的身体升高升高进一步升高，升到最高处，然后他就背重腿轻地翻到沙坑里去了。他的罗锅在沙上砸出了一个大坑，然后他就不由自主地翻了一个身，这时他的脸才扎进沙里。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朱老师这一跳，在世界跳高运动史上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当时，最常见的姿势还是剪式，就像侦察兵那样跳。当时最先进的跳法是俯卧式，几年后倪志钦打破世界纪录用的就是俯卧式。省里来的右派汪高潮掌握了俯卧式跳法，但并不熟练。像朱老师这种跳法，绝对是世界第一。汪高潮也没有认识到这种跳法的科学性。当时，他也像我们一样有点发呆。这样一个残疾人用一种古怪的姿势跳过了一米五十的横竿，谁见了也得发呆。但汪高潮后来说他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震撼，过了十几年后，当背越式跳法流行世界，将俯卧式跳法淘汰之后，当了教练的汪高潮才恍然大悟，并痛恨自己反应迟钝，一个扬名世界的机会出现在他眼前，可惜他让这机会一闪而过。汪高潮率先鼓起掌来，我们也跟着鼓。有人说，老朱，你行啊！他说：“才知道我行？告诉你们这些兔崽子们，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俗话说得好，‘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吞镰头刀子’！”接下来横竿升到一米六十，侦察兵连跳三次都没过，他说，不行了咱就这点水平了，不跳了。小王老师第一次没跳过去，第二次跳过去了，他用的也是剪式跳法。朱老师走到横竿下，举手摸摸头上的横竿，说：“高不可及，望竿兴叹！咱也不行了，咱是野路子，看人家汪同志的吧！”汪高潮往后退了几步，几乎没有助跑，就把一米六十过了。他用得是俯卧式跳法。朱老师使劲鼓掌，大声夸奖：“真漂亮，真是漂亮，专业的跟业余的就是不一样！”横竿升到一米七十，小王老师也被淘汰了，汪高潮助跑了几步，一下子又把一米七十的高度过了。冠军已经是汪高潮了，但他还不罢休，他让人把横竿升到了一米九十，跟操场边上的小杨树一般高了。天，他要在我们的沙坑里创造全省纪录了。我们都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他这次也认了真，退回去十几米，一个劲地活动腿和腰，然后他就像小旋风似地朝横竿刮过去。他还是用俯卧式，像一只大壁虎似的，他把横竿超越了。他的身体将横竿碰了，但我们的横竿是放在钉子上的，轻易碰不下来，跳高架子晃了几下，没倒，横竿也没掉下来，就算过了。一米九十，跟操场边上的小杨树一般高！大家欢呼，跳跃，真心里感到高兴。喊得最响，跳得最高的是朱老师，他这人一点都不忌妒。他上去就抓住了汪高潮的手，激动地说：“祝贺你，祝贺你！你创造了奇迹！”汪高潮有点不好意思，说，其实我碰了竿，不算数的。朱老师说：“算算算，当然算，我们这儿条件这样差，地面不平，器材也不合格，碰不下竿来就应该算数。”汪高潮说，您跳得也相当不错，您的姿势很有意思。朱老师说：“您太客气了，汪同志，我们是土压五，您是勃朗宁，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这么说吧，我们是老鸹打滚，您是凤凰展翅，能跟您同场比赛，是我们这些人的福气。”运动会结束后，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就写了那篇记一次跳高比赛，我在作文中，主要写了汪高潮，写汪高潮在农村的土沙坑里打破了省纪录，连朱老师一个字也没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他。

    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农场右派、教职员工、贫下中农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运动场扩建了，运动场旁边的观礼台也修好了，各种运动器材也买了回来。跳高不用往沙坑里跳了，可以跌在蒙着绿蓬布的弹簧垫子上了。乒乓球台也不再是露天的水泥台子而是安放在室内的木头台子了。台子是用大兴安岭的红松木制作的，上边涂着墨绿色的漆，中间还画了一条白漆线，周围还用白漆画上了白边，界限分明，绿漆和白漆都闪闪发光。网子是用尼龙线编织，墨绿的丝网，上边是一道白边，两边用螺丝固定在台子上。我们小王老师说，庄则栋和徐寅生等人打球也是用得这种牌子的球台，这就说明我们一下子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因为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所以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器材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的比赛用球是‘红双喜’，当时卖两毛四分钱一个，在我们心目中贵得要命。小王老师说国际比赛用得也是‘红双喜’，这又说明我们的运动会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朱老师打乒乓球的事不能不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球手，我们学校的老师没有一个人能打过他。县里的冠军到我们学校打表演赛，当然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校长不让朱老师上场）。冠军牛皮哄哄，一会儿嫌我们学校的水咸，一会儿嫌我们学校的饭粗，最后还嫌我们学校的厕所有臭气。气得我们校长这样的大好人都嘟哝：“啥呀，难道县里的厕所就没有臭气了吗？”其实我们学校的厕所是个古典厕所，垒墙的砖头都是明朝的，厕所里那棵大杏树是民国时期种的，虽然算不上古树，但那颗杏核却是范二先生从曲阜孔林里那棵孔夫子亲手种植的老杏树下捡了一颗熟透了的大杏子里剥出来的。孔夫子手植树的嫡传后代，意义重大，又何况，所谓‘杏坛’，也就是教育界的文雅别称，范二先生什么树都不栽，单栽一棵杏树；他什么地方都不栽，偏把杏树栽到当时的私塾茅坑、如今的学校厕所边上，其复杂的用心是多么良苦哇！你一个小小的县乒乓球冠军，比一根jī巴毛还轻个玩意儿，有什么资格嫌我们的厕所臭？老师们都愤愤不平，撺掇朱老师跟冠军干一场，煞煞他的狂气，让他明白点做人的道理。朱老师说，校长说了，不让我参加比赛嘛！老师们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去找校长说。于是就有人去跟校长说，让朱老师跟冠军打一场，校长说，不太合适吧？大家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打着玩嘛，也不是正式比赛，再说，我们让朱老师教育教育他，也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他的进步，并不是纯粹为了出口气。校长说，我不管，我马上就回家，这事就当我不知道。校长走了。县里的冠军和他的几个随从蹬开自行车也要走。小王老师上前拦住他们，说：冠军同志，别急着走，我们这里还有个怪球手，想向您学习学习。冠军轻蔑地说：怪球手？不会是用脚握球拍吧？小王老师说：冠军同志，您可真爱开玩笑。用脚握球拍，那不成了‘怪球脚’了？众人哈哈大笑。冠军也笑了。小王老师说：我们这个怪球手，保证用手跟您打。他原先是用右手打，划成右派就改用左手打了。冠军说：还有这种事呀！小王老师把朱老师拉过来，对冠军说：就是他，我们学校里挖厕所的校工，当然，敲钟分报纸也归他管。冠军看看朱老师，忍不住就笑了。朱老师说：冠军，敢不敢打？冠军说：好吧，我也用左手，陪着您玩玩吧。一行人就进了办公室。冠军把自己的拍子从精致的布套里掏出来，用小手绢擦了擦球拍的把子，说：开始吧，我们还急着回去，晚上还要跟河南省的选手比赛呢。朱老师从台子上拿起一个胶皮像猪耳朵一样乱扇乎的破拍子，说：开始吧。冠军说：也不是正式比赛，你先发球吧。朱老师说：那可不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可不敢欠您这个人情。冠军不耐烦地说：那就快点。说时迟，那时快，猜球的结果还是朱老师发球。冠军说：这不还是一样嘛！朱老师说：那可不一样！当然是朱老师说得对。朱老师紧靠着台子站着，他的上半截身体几乎与球台平行着，他的双手却隐藏在球台下。冠军果然就用他不习惯的左手拿着球拍，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朱老师也没多说什么，就把第一个球发了过去。他的球好象是从地狱里升起来的，带着一股子邪气。冠军的球拍刚一触球，那球就飞到房梁上去了。冠军吃了一惊。朱老师说：要不这个不算？冠军说：你太狂了吧？他抖擞精神，等待着朱老师的球。又一个阴风习习的球从地狱里升起来了，冠军闪身抽球，触网。冠军嘴里发出一声怪叫：哟嗨，邪了门啦！朱老师憨厚地笑着，说：接好！第三个球就像一道闪电，唰的一声就过去了。冠军的球拍根本就没碰到球。他的小脸顿时就红了，全县冠军，竟然连吃了一个罗锅腰子三个球，这还了得，传出去还不把人丢死？于是他的球拍仿佛无意中就换到了右手里。朱老师扮了一个鬼脸，小王老师一点面子也不给冠军留，大声说：冠军，怎么又换成右手了？冠军咬咬下唇，没有吭气。朱老师双手藏在球台下，眼睛死盯着冠军的脸，冠军紧张不安，脸上渗出汗水。这个球又是快球，冠军把球推挡过来，朱老师把球挑过去，擦边而落。冠军摇摇头，表示没办法。第五个球发过来，像大毒蛇的舌头神出鬼没，冠军又没接住。五比零，朱老师领先。接下来我就不想罗嗦了，朱老师靠神鬼莫测的发球和大量的擦边球，把冠军打得大败，三盘皆输。朱老师说：冠军同志，您不该这样让球。冠军气的嘴唇发白，风度尽失，将球拍扔在球台上，说：你这是什么鬼球！朱老师笑着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几年之后，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运动会，实际是变成了县里的春季运动会。高风同志热爱体育，喜欢热闹，每次运动会必来参加，不但他自己参加，他还给邻县的领导发邀请，让他们组团前来。地区革委会主任秦穹是高风同志的老上级，高风同志把他也拽来过一次。这一下我们的运动会规格更高了。当时，省体育届的人士认为，大羊栏小学五一运动会的金牌，含金量比全省运动会的金牌还要高。这样的奇迹大概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才可能发生，那时人们的思想其实满开放的，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也没人把成绩看得太重，大家把运动会看成了盛大的节日，人人参加，个个高兴，绝对没有现在的运动会这样多的猫儿尿，什么高价雇用国家队的退役运动员冒充农民运动员，把全国农民运动会搞成了假冒伪劣运动会，什么喝鳖血的，吃疯药的，那时人民比现在要纯洁一千多倍，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不健康的思想。那时大家参加运动会都是自带干粮，我们学校用大锅烧上两锅开水，倒在操场旁边的一口大缸里，缸上盖一个圆木盖子，防止刮进去太多的尘土。大缸旁边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摞粗磁大碗，跟赵一曼同志用过得那种一模一样。同志们大家谁都可以过去掀开缸盖子，舀一碗水，咕嘟咕嘟灌下去。一碗热水灌下去，浑身大汗冒出来，嘿，真过瘾！连秦穹同志也到大缸里舀水喝，现在的地委书记，给他一根金条他也不会跟我们这些草民在一口大缸里舀水喝。好啦，咱们马上从现在回到过去。过去其实也不太遥远，也就是三十来年前的事。

    1968年5月1日，地区革委会主任秦穹同志在县革委主任高风同志陪同下，坐着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一大早就来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操场边的观礼台上，正中放着一个大喇叭，两边摆满了花圈，插着十几面旗，有红旗，有黄旗，有绿旗，有粉红色旗、杏黄色旗、草绿色旗。没有蓝旗，没有白旗，更没有黑旗。那时也多少要搞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地革委主任，多大的官呀，能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大羊栏小学，你想想我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心里是多么样的激动和感动吧！所以我们一大早就麇集在操场边上，各人都举着一面自己糊的小纸旗，等着欢迎秦主任的专车。在等待的过程中，赵红花的妹妹赵绿叶因为低血糖晕倒在地，把脑门子磕起了一个大包，老师把她抬下去，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回来。老师让她回家休息，她难过得哭起来，老师说，别哭了，别哭了，待在这里吧。由此可见我们对秦主任的感情是很真的。现在当然不行了，现在别说是一个地区级干部，就是美国总统来了，让我们去欢迎，我们也不一定愿意去。好了，秦主任的吉普车来了。

    上午九点钟还不到，秦主任的吉普车就开进了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的操场是很平整的，为了让它平整，右派和贫下中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连我们这些顽童也出了不少力。我们都认识到这个操场的意义，所以大家义务劳动，热情高涨。我们把全县的炉渣子都拉来垫了操场，我们拉着石滚子在操场上转圈，真有点人欢马叫闹春耕的意思。我们还到胶河底下挖来那种透亮的白沙子，在操场上撒了一层，撒一层就用石滚子镇压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越撒越压越好看。我们的操场是长方形的，用白石灰水浇出了椭圆形的跑道，跑道中间，开辟成投铅球、甩铁饼、掷标枪、扔手榴弹的场地，跳高与跳远还在操场边上，原先跳高与跳远用同一个沙坑，现在跳高不用沙坑用蒙着绿蓬布的弹簧垫子。篮球比赛在学校原先的球场上，地面当然也是费了大劲平整过的，上面也垫了炉渣撒了沙。篮球架子是新买的，是那种用铁管子焊起来的，篮圈上还挂着网。我们原来的篮球架子是我爹做的，很简单，就是在一根槐木上插上一个铁圈，上边原来有几块挡板，后来挡板被坏分子偷走了，就闪下两个铁圈，两根槐木，槐木上还生出一些细枝嫩叶，又酷又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架子上打球，我们都不会投擦板球，要么投不中，投中了就是漂亮的空心入圈。乒乓球比赛是最重要的比赛，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爱好乒乓球运动，那也是潮流。乒乓球比赛将在我们学校的办公室里进行。老师和校长的办公桌都抬到露天里放着。墨水瓶东歪西倒，流了许多血；白纸刮得满天飞，像散发革命传单。

    秦主任和高主任从吉普车里钻出来了，我们一齐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边喊我们还一边挥舞小纸旗。十几个长得五官端正的女生腰里扎着红绸子，脸上抹着红颜色，在我们前面边扭边唱。四个男生憋足了劲、鼓着腮帮子吹军号。他们刚练了不久，还吹不出个调，哞哞哞，哞哞哞，跟牛叫差不多。欢迎的场面尽管不能与现在相比，但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我们感到已经隆重得死去活来了。在校长的引导下，秦主任在前，高主任在后，对我们挥手致着意，向观礼台走去。秦主任是个小胖子，通红的圆脸蛋，好像一个被太阳晒红的大苹果。我特别注意到他的手，手是小手，小红手，小胖手，手指头活像一根根小胡萝卜。怪不得我爹说大手捞草，小手抓宝，瞧人家秦主任那手，一看就知道那是抓印把子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生气也没用，不服也不行。跟在他老人家后边的高主任，是一个大个子，因为他要将就秦主任的步伐，所以他不能迈开大步往前闯，这就显得他步伐凌乱，跌跌拌拌，好象个大黑瞎子。上了观礼台，磨蹭了一会，我们校长站在麦克风前，宣布运动会开幕，然后让秦主任讲话。秦主任把麦克风往自个眼前拖了拖，讲了起来：革命的吱大喇叭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啸，好像针尖和麦芒。这是怎么搞的！秦主任用手拍拍麦克风头，啪！啪！啪！麦克风头上包着一块红绸子，显得神秘而娇贵。麦克风挨了打，便老老实实地工作起来。秦主任讲话根本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好像大河决了口。秦主任讲完了，校长又让高主任讲，高主任简单地讲了几句就不讲了，然后是运动员代表讲话，那时还不兴运动员、裁判员宣誓什么的，所以运动员代表发了言比赛就开始了。我们学校那个普通话说得最好的钢板刻印员王东风负责广播，她拉着长腔，像我们在电影里听到过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那样娇滴滴、酸溜溜地说:男子成年组一万米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运动员做好准备（以上重复三遍）裁判组鲤鱼汤（疑是教导主任李玉堂）同志请到观礼台前来有人找（重复三遍）。

    正文

    摹仿着国民党中央电台女播音员的娇嗲腔调，钢板刻印员王东风又把男子成年组万米比赛即将开始的消息广播了三遍。广播刚完，担任发令员的总务主任钱满囤就大叫了一声，嗨！一声嗨吓了众人一跳。接着他吹了一声哨子，大声问：运动员齐了没有？站在起跑线上抻胳膊拉腿的运动员们都停止了活动，眼巴巴地望着钱满囤，等待着他的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整好，你们大家都站好了，听我把比赛中要注意的事项再对你们宣布一下，他说，比赛过程中不得随意离开跑道，如果确有特殊情况，譬如大小便什么的，那也要得到裁判员的批准，方能离开跑道

    钱满囤这个人，被我们大羊栏小学的学生恨之入骨。我们学校掀起的捡鸡屎运动就是他的倡议。他不知从什么报纸上看到，说鸡屎里富含着氮、磷、钾，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因此鸡屎不但是天下最好的肥料，而且还是天下最好的饲料。他说如果有足够多的鸡屎，完全可以从鸡屎里提炼出黄金，或是提炼出那种让法国的居里夫人闻名天下的镭，当然也可以提炼出制造原子弹的铀。他还说，国外流行一种价格昂贵的全营养面包，里边就添加了鸡屎里提炼出来的精华。经他这样一鼓吹，没有主心骨的傀儡校长就下了命令，在我们学校开展了捡鸡屎的运动。钱满囤说他已经跟县养猪场联系好了，我们有多少鸡屎，他们要多少鸡屎。老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猪场做了实验，说那些猪吃起鸡屎来就像小学生吃水饺似的。吃一斤鸡屎，长半斤猪肉，所以捡一斤鸡屎，就等于给国家生产了半斤猪肉。而且猪屎还可以喂鸡，鸡屎又回去喂猪，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叫鸡屎猪屎大循环。校长给各年纪下了指标，年级给各班分了任务。班主任又把任务分解到各个学习小组，小组又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学生。当时我在三年纪二班四组学习，分配到我名下的任务是在一个月内，必须交给学校鸡屎三十斤。一天平均一斤鸡屎，按说这任务也不能算艰巨，但真要捡起来，才感到困难重重。如果是我们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捡鸡屎，别说每天捡一斤，就是每天捡五斤，也算不了什么难事，问题是我们全校的几百个学生一齐去捡，老师也跟着捡，全村就养了那么有数的几只鸡，哪里有那么多鸡屎？有人说了，为什么不到邻村去捡？我们大羊栏小学是中心学校，邻村的孩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何况学生抢鸡屎，谣言马上就制造出来，说是国家收购鸡屎出口，一斤鸡屎能换回来十斤大米，于是老百姓就跟我们抢鸡屎。朱老师设计了捡鸡屎的专用叉子和盛鸡屎的专用小桶，让我们自己回去仿造，自己仿造不了就让家长仿造。那些日子里，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里，时时都能见到一手拿叉一手提桶的小学生。家里的鸡屎、鸡窝里的鸡屎当然早就捡尽了。我们把那些不拉屎的鸡撵得跳墙上树，如果有只鸡开恩拉一泡屎，保准有一窝小学生往上冲。为了一泡鸡屎，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打破脑袋的事情也发生过好几起。刚开始我们还用朱老师设计、我们家长仿造的鸡屎叉子文质彬彬的捡，后来，干脆就用手去抓，也只有用上了手，你才有可能把一泡热鸡屎抢到。可恨得是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的鸡都拉一种又臭又粘的酱稀屎，好象是成心跟我们做对头。我为此恨恨地骂鸡，我娘说，你还好意思骂鸡，鸡为什么拉肚子？都是被你们这些小坏蛋给撵得！我们家那两只老母鸡原本是每天下一个蛋，自从我们学校开展捡鸡屎运动后，它们就只拉稀屎不下蛋了。村子里那些养着老母鸡的女人，恨不得剥了我们钱主任的皮。我们根本完成不了学校下达的鸡屎指标，完成不了就挨训。为了不挨训，我们就想办法弄虚做假，譬如往鸡屎里掺狗屎、掺猪屎啦，但每次都被钱满囤揭穿。钱满囤提着一杆公平秤，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前，脸如铁饼子，目如称钩子，等待着我们，就像我们在阶级教育展览馆里看到的那些画出来的收租子的老地主。我们提着鸡屎桶，排着队过称。排队时我们大多数双腿发抖。他接过我的鸡屎桶，先是狠狠地盯我一眼，问：掺假没有！？我说：没没掺他轻蔑地看俺一眼，说：没掺？！然后他就把鸡屎桶放到鼻子下边一嗅。还敢撒谎！张老师！他大声喊叫着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就站在旁边，慌忙点头。他这桶里，三分之二的都是狗屎！然后他就把我的鸡屎桶扔到我的班主任老师眼前。我的班主任老师毫不客气地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队列里拖出来，让我到校长办公室窗前罚站，一罚就是一上午。钱主任指着我大发脾气：你们看看他这样子！从小就弄虚做假，欺骗老师，品质恶劣，长大还不知道会坏成个什么样子！我羞愧地低垂着发育不良的脑袋，下巴紧抵住胸脯，眼泪滴到脚背子上。哭也没用！接下来，他又抓出了几十个在鸡屎里掺假的，让他们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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