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70后的始末

吹捧，实际上针对的都只是“时尚女性写作”但是他们的用词都是“70后”这种被隐形而无意的侮辱，真相携带者却必须长期忍受。

    三、重塑“70后”

    1998年11月，我又搬到南京，也开始与韩东及“他们派”交往。当时韩东刚刚接下芙蓉的编职，已决定在次年第一期刊用我的作品小辑。1999年1月中旬的一天，韩东来我处吃饭聊天，席间我发表了对几年来文坛推出的“七十年代以后”即“时尚女性写作”的不满，并提出希望有人做“重塑‘70后’”韩东立即同意我的看法，觉得可以在芙蓉推出该专栏，并让我写一篇宣言式的文章，这就是后来我以“李安”为名所作的重塑“七十年代以后”。从2月到4月，我和韩东都在为“重塑‘70后’”专栏约稿，但几次交流之后，我发现韩东对“70后”的想法仍跟我有很大区别。比如他在第一辑中仍决定选用棉棉的作品，并新添了一个棉棉的朋友何维彦的作品，在我心目中“时尚女性写作”的主要代表，棉棉比卫慧更甚，我也事先读了棉棉和何维彦此次被选的作品，觉得它们就是真正的“时尚女性写作”并且楚尘、魏微、李樯、彭希曦四人的作品也非常一般甚至算差，我想，所选十人之中，倒有六人的作品禁不起推敲，我觉得在以“重塑‘70后’”为名的、反对“70后”时尚化写作的行动中，仍出现这样的漏洞，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在一次只有我跟韩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了这个质疑。我最初把问题设定在我们两人对作品的看法的不同上，我想，这一点是可以探讨的。令我震惊的是，韩东是知道上述棉棉等人的作品存在着时尚化等问题的，他认同我的质疑；但是随即他就开始跟我探讨“纯洁性”这个问题，并劝告我他根据多年编印非官方刊物的经验，得出“绝对的纯洁是不存在的”的结论；这样的借口令我更为震惊，因为我想：虽然绝对的纯洁性是不存在的，但也决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放任不纯洁的蔓延。在这段时间我感觉到“私交”对于发表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甚至为自己跟韩东的“私交”对我作品发表的影响感到莫名的不安。

    不久之后的4月底，我在汪继芳对我的访谈中直言了我对“断裂”和朱文作品的不同于“他们派”其他成员一致赞成的批评，韩东看后大为气愤，大骂我“做人不行”并在一夜之间和所有“他们派”成员全部与我断绝来往。不过此时“重塑‘70后’”第一辑以重塑“七十年代以后”为宣言和我的你是野兽为头条以及林舟对我大为赞赏的评论以及其他所有作品都已交到芙蓉主编萧元手中，1999年7月，芙蓉第四期如期推出“重塑‘70后’”专栏。

    我在芙蓉的“重塑‘70后’”第一辑出现之后，整整一年没再露脸。熟悉韩东的人都发现其中的问题：在最初如此“猛推”的作者，竟然在其后一年内不再选用，一定是人际上的、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个人受到压制，我的朋友，或者我也不认识、但以前曾赞赏过的“70后”全部不再出现。相反，我反对或质疑的，却在此专栏接二连三地“连发”我在一年之后的2000年第四期和第五期重新在这个栏目出现，是因为芙蓉主编萧元的约稿和“绝对与韩东无关”的承诺，但是在这两期芙蓉我在目录上的排序和作品排印时的次序上，韩东做了巧妙的安排，以稀释我在阅读时给人视线的分量。这样的巧妙，煞费苦心。也因为几次“豁然开朗”好在我也明白了这样的政治手腕。

    在广州城市画报2000年第15期对韩东的访谈一切伪神都不用服从中，当提问者问及“你为何提出“重塑‘70后’？”时，韩东答道：“我们推出这个栏目”一个轻描淡写的“我们”对于遮蔽事实来说，同样是巧妙的。

    四、我长期沉默的理由

    由于艺术本身无法以数据、指标进行评判，要论证“谁是艺术”或“谁更艺术”也许是这世上最艰难的事，也正是极易吸引众人介入其中进行争执的事。在“时尚女性写作”替代艺术的“70后”并大肆泛滥的日子里，我不可能也不情愿停下手中的写作，去进行这场艰难的论证。即便与她们比起来，我代表着艺术，我自己站出来高呼我的艺术性，也是非常傻的行径。并且此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时尚女性写作”除了她们写作的时尚化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她们在写作之外的自我明星化的炒作上，在国内文坛这个舞台上不仅是首次出现，而且演绎到了空前急切、叫嚣的地步，作为“被忽视”的人，我站出来跟她们交锋，无法抹去“与她们争功、借她们为自己贴金”之嫌，这是非常令人恶心的事。虽然这样的心态在鲁迅这种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的人看来是值得质疑乃至讥笑的，但我自忖我尚不情愿为这件事花上全副思维和精力，哪怕因此我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跟她们交锋的能力。

    “艺术性”的探讨和争执既然是艰难而复杂的，也是我作为写作者所不情愿花费精力去做的，那么除此之外我还可以争的似乎就是“率先命名‘70后’”这件事。但是，以“率先命名‘70后’”为证据，证明自己比其他“70后”更优秀，这同样是件极其可笑的事。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谁“率先命名‘70后’”实际上又有什么重要呢？

    到了“重塑‘70后’”时期，我的“隐形”又是出于人际的因素，这又是当事人所无法轻易站出来首先挑明的。人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自古以来从来就不曾断过“文人相轻”决不像理想主义者们所想的那样已经消释，而是仍在蔓延。而人际与文学一交融，其间争论的麻烦不亚于论证“谁更艺术”此刻我深深感到了鲁迅的不易，深深明白了鲁迅为何一旦写起杂文之后就再也写不了小说：天经地义：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它实在需要花上一个再怎么精锐的人的一生所有的力量；只要你一脚踏上这场战争的机关，你就再也无法自控地陷入一场无法遏止的争斗游戏，你会越争越上瘾，最终还会自圆其说、美其名曰地称之为“痛打落水狗”；从此你是再也回不了头了。正如我在红别离中所说：我敬重所有做这项工作的人，包括鲁迅，因为不消说鲁迅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五十个鲁迅，还得连做五辈子，还不一定能把中国文学引入基本必需的健康环境。然而我固然对他们敬重，但只要跟我长年从事着的写作一比较，我实在不情愿自己踏上这场战争，因为我对自己的性格有自知之明，一介入这场战争，我也是回不了头的。

    五、我不再沉默的理由

    五六年来，无论是在“时尚女性写作”时期，还是“重塑‘70后’”时期，我几番经受着沉默与爆发之间的折磨，但是最终我全都选择了沉默，保持着微笑。甚至为了放毒，我不得不多次把必须要说的话写成文字，但决不拿出去发表，以避免自己踏上永恒战争的机关。可怕的是：利欲熏天者早就发现了我这种人美其名曰“自我苛严”的沉默惯性，正好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几番利用和沉默的持续之后，你突然发现：无形中你已从一个被奸者逐渐变成了一个通奸者，忍受着屈辱却再也无从诉说。这样的恶心逐渐大于最初你耻于跟他们这些人交锋的恶心。我逐渐意识到这种自律的沉默并非我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

    最终决定写出此文、不再沉默的直接动因，是我最近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一本杂志上连篇累牍地登出一批文章，作者均是60年代生的、本身写得一般的作家，文章中一致地言及“70后”虽然已经做到了力所能及的安详平稳，但字里行间无法掩饰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说道：“70后”的粉墨登场终于过去了，也不过就像几只穿了几件花衣裳的蚂蚱小丑，跳了几下，留下了什么呢？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卫慧棉棉们，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误把“时尚女性写作”代替真正的、艺术的“70后”的指责。我突然感到自己责无旁贷，我想起了前不久一位朋友对我说的话：“陈卫，‘70后’最终这样一个烂摊子，你是有责任的。”我自然不会把这“责任”瞬间冲动地无限制扩张，但我深深地感到：至少，我有责任告诉所有人，真正的、能够代表“70后”最高艺术水准的“70后”是有的，只是从来就没有被人注意过；我得告诉所有人，你们所说的“70后”根本不是“70后”的全部或精华。至少，我有责任站出来为所有至今仍在默默进行他们的艺术写作的“70后”说出所有的事实真相。因为所幸多次搬家没有丢失这一切与“70后”始末相关的第一手详尽而真实的资料。

    我写此文，仍不表示我愿意跟谁开战，之所以在文中大量地介绍资料性细节，是因为我只想在此文披露真相。我为真相被遮蔽而愤怒，为一代人的被曲解而愤怒，为健康的写作身临污浊的文学环境而愤怒，也为汉语写作也许就从此沦为“成功”的工具而愤怒。我的结论是：“70后”这个称谓也许早就完了，但根据我多年的亲身交往，我清楚一件事：“70后”中艺术的、真正优秀的写作者不仅根本没完，而是从来就未被显现他们的真实面貌，据我不多的交往所及的，广州、北京、上海、成都，都有仍然沉默着的、优秀的“70后”写作者，而他们的写作仍旧丝毫未受这一切有意无意的压制的影响；也许多年之后他们的出现，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70后”和与“70后”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70后”是一代人，这代人要活很久的。吵闹叫嚣的并不一定真理在握，沉默无声的也许是自愿缺席。

    2001/3/29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