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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才背着包,提着包,手里还拖着一个行李箱,艰难的挪到了公交站,看见一辆公交车停下,赶紧开口问道:“师傅,是去大有庄的车吗?”
中科大移到合@肥很久了,王良才的口音里不自觉的戴上了徽音。
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听到这个音调,心里就不开心,扫了王良才一眼,声音尖利的道:“上不上车?别挡着道,后面还有人呢。”
“不是,我想问下,这车到大有庄吗?”
“车去哪里,你不知道吗?”
“地方不熟悉,怕坐错了。”王良才侧了个身子,让后面的人能上去,再继续问。他过来之前,朋友都是给写了路线的,可到具体的线路,就不甚清楚了。
王良才在京城也有认识的朋友,奈何他的行程需要保密,也不好麻烦到别人。
发函的单位没有小车接送的服务,王有才又打不起出租车,售票员的态度再恶劣,他也得受着。
他是生物学大牛没错,但他是没钱的生物学大牛,几年前就因为在菜市场抹不下脸讲价,而被老婆淘汰出了采购者的行列。
他这个年纪的学者大抵如此。
年纪再大个十岁二十岁的,基本脱离了一线科研,反而可以敞开了弄钱,年纪再小个十岁二十岁的话,牛也牛不起来,更没有资格谈钱。
正是王有才这个年纪的学者,如果跟不上节奏放弃了学术的还好,跟得上节奏的,反而不愿意花心思弄钱。
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科研上还嫌不够,谁有精力用在其他方面。
甚至,有时候为了维持实验室的运作,王良才们还要贴钱给手底下的学生们。
这是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许多中国家庭都供养不起一名脱产大学生,更不要说是研究生了。虽然国家补贴了学费乃至于生活费,等于所有大学生都拿着全额奖学金在上学,但是,考虑到大部分家庭都有多个兄弟姐妹,父母的身体也不能“永远健康”,学生们偶尔确实是需要一些补贴的。
不是每名学生都需要,但对教师们来说,每年都要贴钱几乎是一定的。
钱钱钱,中国学者最不愿意谈的东西,偏偏到了用的时候,最扫人的脸面。
王良才要是耽搁了报道,就得自己去找住处了,一晚上一两块钱的房间,兜里还是有的,但那得是老婆扣扣索索节省半个月的钱,他没那么心狠,只能低眉顺眼的道:“今天已经倒错了一次车了,我要去大有庄的东面,这个车到吗?”
“到到到,赶紧上车吧您。瞎耽误功夫,这里是京城,谁没有点事儿做啊。”售票员的话,引来几个闲汉低低的笑声。坐车上班的人反而有些笑不出来。
王良才低下头,使劲提着行李箱上车。
行李箱是出国考察的时候,外事部门给送的,虽然用了好几年,依旧皮面如新,王良才舍不得磕着边角,就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气。
后面的人帮忙抽了一把,才将瘦弱的王良才给送上车。
“谢谢。”王良才回头说了一句,心里轻轻的松了口气,犹豫了一下,再次要求道:“那个,到大有庄,能不能喊一声。”
售票员给了他一个卫生眼,没吭声。
王良才只好靠在窗口,使劲的盯着外面,注意站牌。
长久的工作让他的近视加重了,即使用手压住眼镜,也看不清楚几米外的站牌上的小字。
王良才深深的叹了口气,他有点惆怅,又有点失落,更多的,似乎是对命运的臣服吧。
自己看不见,别人不肯帮忙,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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