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于1月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月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时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一同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至此,南京国库已然搬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共00.4万两。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月17日。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李又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李宗仁的命令已是废纸一张,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日早晨,南京近郊已听到隆隆的炮声,“代总统”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李宗仁离去时,上海滩街头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0万两黄金及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5月中旬,蒋介石连续给汤恩伯发了五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万两,银元100万元”。亲笔信之外,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恩伯命令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此时上海城外,解放军严阵以待;城内,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来运金。
汤恩伯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经过两天两夜的装运,终于将所有黄金装上轮船。而这时的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按计划,“汉民轮”5月19日黄昏起航离港,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但是没有命中,炸弹掉到离船不远的水中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国民党两艘军舰的护航下重新启锚。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远东最漂亮的第一地下金库”,“金圆券”时代宣告结束。
上述第一批60万两黄金运台后,被用到哪儿去了呢?其中,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新台币最初发行额的准备金),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托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在一年多的任上,陈诚还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戒严、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不仅保住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台湾此后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除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渡过艰难岁月的支点。据考证,蒋介石政府抵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这让蒋介石政府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才告摆脱。
关于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作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年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年多时间里,陆续有“监察院”三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而据吴兴镛统计,先后被蒋介石下令运走的有48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到台湾和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入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