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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丛生的朋党之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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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象丛生的朋党之争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

    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

    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宋哲宗还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无法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说是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

    此女人叫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其实他不知道,老百姓大部分很赞成免役法。

    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可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一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

    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了清算。他被贬到建州,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会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一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经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来商量该怎么样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的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更远的海南在当时属于未开发地带,瘴气很重,属于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当然不能与清朝时期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后者可是掉了无数颗脑袋啊)。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总之,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之下,宋朝政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范纯仁的直觉没有错。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

    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人本不应该忘记的。

    宋哲宗。

    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

    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经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一个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看不过意了,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有向国家报销一分钱。

    她唯一的缺点是贪恋权位,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然积极地听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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