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和谈是不是投降？”傅作义问。

    “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属下答说。

    “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

    “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商汤放桀，武王伐纣，自古即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

    “咱们过去的历史就算完了吗？”

    “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随着全国战局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展，傅作义将军在各方的推动下，终于选定走和谈的道路。然而他的内心依然是十分矛盾的！为此，他曾私下对一位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罚我。”

    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和谈的第一步——派人与中共有关人士接触，试探毛泽东的态度。诚如前文所述，他依然采用拖延时间的战术，向中共讨得多一些的所谓体面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同时，在他的战略决战的时间表中，留给傅作义周旋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双方经过一段接触，尤其是淮海战役于一月十日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解放北平、天津的条件完全地成熟了，遂下达了有关解放北平、天津的一系列命令。

    这样一来，就把矛盾重重的傅作义逼到了绝境。据傅氏已是共产党员的女儿傅冬菊报告：她的父亲“每天长吁短叹，总是在屋里踱步，内心非常矛盾、非常痛苦”。中共地下党组织要她帮助傅作义很好地认清形势，坚定投向人民的决心。她就常做一些家乡风味小吃，送到傅作义面前，既从大道理上说服，也以父女之情加以影响。恰在这时，傅氏的一位亲信走进报告，有一位久居北平城中的名将马占山投帖拜访。傅作义当即传下话去：“有请！”

    马占山原系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部属。“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在江桥一线打响了抗击关东军入侵东北三省的枪声，一时成为全国有名的抗日英雄。由于蒋介石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归于失败。从此，马占山失掉兵权，成为一名国民党军队中的闲职将军。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与共产党争夺东北的地盘。这时的马占山年迈体弱，只能靠着药物挨度残生。因此，他挂着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留居北平，并与傅作义时相往访、倾谈。

    马占山是一位典型的旧军人，有着讲义气的一面。近来，他看到蒋家王朝将覆，老友傅作义镇守的北平、天津也大势已去，遂决定亲自登门造访。他一见傅作义的面二话没说，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在政治上一向是十分谨慎的。他一不明马占山造访的动机，再是不知马占山如此问话的用意，遂说：“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由此，马占山与傅作义论起了平津战事。随着二人谈话的深入，马占山如实地讲了傅作义在北平、天津等地不利的一面，聪明的傅作义听后叹了口气，依然不服气地说：“叫你说我简直没办法了！”

    马占山看着傅作义那一筹莫展的样子，也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进而又说了如下这段掏心窝的话：“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六十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六十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起砸烂，做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即邓宝珊）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看怎样的办法好？”

    马占山为什么向傅作义荐举邓宝珊将军呢？这还要扼要地回溯一下他们三人的历史渊源。

    据史记载：早在直奉大战的后期，张学良因放困守涿州与傅作义而相识；因此，在中原大战爆发不久，阎锡山曾派傅作义去沈阳游说张学良，遂结识了马占山；抗战初期，傅作义曾奉命死守太原，损失惨重，后率少数人逃离太原，退至河曲，因马占山的关系得识邓宝珊、何柱国二将军。后邓、马、何三人联名电蒋，请委傅以重任。蒋介石为了离间傅作义与阎锡山，立即复电允许傅作义扩充部队，并委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开往河套。傅由此再次起家，逐步扩大。从此，他们三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并按着旧军人的习气结拜为把兄弟。马占山年纪最长，为兄；傅作义长邓宝珊一岁，故傅氏为二弟，邓氏为三弟。抗战期间，他们并肩在“口外”打击日本侵略者；待到解放战争爆发以后，马占山留居北平养疴，与傅作义时相过从，而邓宝珊则同意出任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副司令。但邓氏依然驻守绥远。

    邓宝珊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谊。这些年来，他不仅多次与毛泽东交谈，而且还把爱女送往延安，成为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此，傅作义和马占山都是知情的。在此关键时刻，如果由邓宝珊出马与中共和谈那是再好不过了！为此，傅作义同意马占山的建议，并派飞机去绥远接邓宝珊。

    与此同时，傅作义根据中共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派出亲信周北峰以及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潜出北平城池，与中共平津战役负责人聂荣臻、林彪进行谈判，双方意见渐趋一致，并形成一个《谈判记录》。当周北峰回到北平城里面交《谈判记录》的时候，又对傅作义讲：“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后归纳整理的，所谈各项必须在一月十四日前答复，还请总司令及早决定。”

    这时，邓宝珊乘飞机到达了北平。他到北平的当晚，和马占山约定，借给他接风洗尘之名，在马占山家备下酒席，邀请傅作义作陪。当晚，他们把兄弟三人真可谓是开怀畅饮，促膝谈心。马占山和邓宝珊借着酒兴对傅作义展开了攻心大战，“诚恳地希望傅作义认清形势，坚定和谈的信念，不辜负广大民众的期待，早日同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决裂，进入人民的队伍里”。实事求是地说，马、邓二位对促成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举行和平起义，是起了较大作用的。

    傅作义与邓宝珊、马占山相较，其城府还是比较深的。在这特殊的接风洗尘宴会上，他只表示愿听大哥马占山、三弟邓宝珊的劝告，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等到他陪邓宝珊回到自己的官邸，屏退左右，方才如实地告诉邓宝珊“已和共产党、解放军谈判的情况，表示对有些问题还不大满意。希望他和周北峰再去一趟，举行一次更高一级的谈判”。最后，他又真诚地对邓宝珊说道：“抗战期间，你在榆林，曾和中共方面关系比较好，听说中共领导人希望你出面斡旋，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对此，邓宝珊是乐意从命并愿意为之奔走的。但是，他清楚自己的地位，不能越权与中共谈判。因此，他直言问道：“怎么谈？提些什么条件？”

    傅作义自所谓“平津会战”以来，一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说到和平谈判，他心里就更没有一点谱了！他沉吟片时，遂声音低沉地说道：“请你看着办吧。有什么问题，咱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商量。”

    转瞬间就到了一月十四日，傅作义对中共定的最后期限必须有个交代。为此，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们二位立即启程，去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做最后一次谈判。就这样，邓宝珊跟着周北峰来到五里桥，见到聂荣臻。出乎他们所料的是，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十三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邓宝珊听后哑然，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是因为在他的谈判腹案之中，北平和天津同是这次要谈的内容。他听了聂荣臻这番话后的直感是中共说到做到，咄咄逼人。但是，根据他对天津布防的了解，认为解放军下令进攻未免有些唐突。所以他操着将信将疑的口气反问道：“你们要打天津了？”

    “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聂荣臻坚定地答说。

    邓宝珊对于固守天津非常自信，他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同样，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亲自对陈长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因此，邓宝珊以肯定的语气说：“天津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听后淡然一笑，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对于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在这样的氛围中，邓宝珊很难与聂荣臻继续再谈下去。据史记载：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然而当邓宝珊走进聂荣臻为他和周北峰准备的下榻处后，他又很自然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这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一句话，聂荣臻的话是根据毛泽东的电示说的。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

    当毛泽东阅过张东荪、周北峰与林彪、聂荣臻的《谈判记录》之后，又于一月十二日收到经由林彪、聂荣臻转来的傅作义的电文。大意谓：有关部队问题“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需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毛泽东阅后十分的不快！在毛泽东看来，傅作义不仅不理解他的用意，反而以“教师爷”的口气指手画脚，甚至有教导他应当如何做的口气，这不仅伤害了毛泽东作为胜利者的自尊，而且在他看来，傅氏如此而为是有意拖延解决北平、天津的时间。为此，他于当天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聂荣臻，大意谓：

    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同日，毛泽东又下达了《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

    林聂：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

    （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

    （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一月十四日的限期到了，不仅傅作义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会下达攻击天津的命令，就说是坐守天津孤城的陈长捷吧，也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在十四日上午十时发起总攻。更出乎傅作义、陈长捷等守敌所料的是，他们自吹自擂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是那样地不起作用。仅仅四十分钟的炮火准备，我军就在各个突破地段摧毁了敌人的主要工事。接着，攻城的工兵在炮兵、坦克的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并在护城河上架起了数座浮桥，保证了步兵突击分队的顺利突破和坦克、火炮顺利的前进。一个小时以后，我解放军攻城的各突击集团即从东、西、南三面突入市区，向纵深发展。一句话，敌人至中午就通过电台连续播发这样一条消息：“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坐镇西柏坡的毛泽东自从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之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攻城的进展。但是，当从收音机中收到天津守敌播发的上述消息以后，他就很自信地下了结论：天津很快就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也就是在攻打天津最为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又把思路转向南京的蒋介石和李宗仁。

    蒋介石自打发表元旦文告之后，就躲到幕后预作长期打算。从战略角度而言，他有意通过“战”、“和”两种手段确保长江天堑无虞，借以达到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他就必须要调整江南的防线。第一个措施就是重新部署军事指挥长官，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同时，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除去两湖和广西以外，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操在我们的手里。莫说是李宗仁上台，就是司徒老儿代行我的总统大权，他也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

    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而言还是比较实际的。换言之，他绝对不把可能当成唯一。例如，他虽然从军事调度方面做好了划江而治的准备，但是他又不得不从国际、国内大势去分析，对待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为此，他又做好了像抗战时期那样，走刘备图川之路的准备。一旦全国大势发生逆转，他不仅可以亲率江南的败兵退守四川，就连驻扎西北的张治中、胡宗南也可率残部退入四川。用他自己的话说：“到时，我们可以凭借蜀道之难，天府之富，是可以图存待变的。”

    蒋介石是信奉狡兔三窟的。当他想到果真落到闭守蜀国的地步之后，又感到自己在得不到外援的态势下，有可能成为当今失川的刘表。为此，他把所谓复兴中国的大本营不是设在重庆或成都，而是选在台湾。同时，他不仅任命亲信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还任命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更为重要的是，他秘密地把南京国民政府所存的黄金、银元以及外汇送到台湾。用他对蒋经国的话说：“这即是你和辞修（即陈诚）建设新台湾的资金，也是我们未来图存复兴的资本。当然，就是李宗仁上台了，他也只好做无米的巧妇！”

    蒋介石在悄然预作上述为“战”的三步棋同时，他又公然高举所谓“和”的大旗，阔论他在元旦文告中所定的五项条件，即为新的国共和谈的最高目标。换言之，李宗仁上台后重开和谈，必须按照他定的五项条件去办；如果中共因反对这五项条件而导致和谈破裂，其责任在毛泽东。

    这就是蒋介石预作的有关“和”、“战”的如意算盘。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不仅没有看破蒋介石的“和”、“战”阴谋，而且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蒋介石突然高喊和谈，是迫于国情大势被迫作出的一种姿态。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李宗仁快些上台，他们一面大讲特讲和谈是目前唯一救国良策，一面派出桂系的军师黄绍竑南下香港，请反蒋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与中共取得联系，共同反蒋。同时，白崇禧还认为“时间紧迫，能早日得到中共的答复，随即便可发表反蒋宣言，军事立刻行动”。由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业已北上，黄绍竑只好通过黄琪翔将军与潘汉年晤面，请潘向毛泽东转致桂系有关重开和谈的信息。

    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军事战略大家，不仅完全洞悉蒋介石的“和”、“战”本质，而且也明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高举和谈大旗的本意是，通过借助中共的力量，达到逼蒋下野，以李代蒋——进而由桂系执掌江南半壁江山的目的。显然，这与毛泽东决计在一九四九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是悖逆的。在毛泽东看来，欲要彻底戳穿蒋、李和谈的本质，并进而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进一步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这就是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的同时做的一篇大文章！

    一月十四日，当毛泽东获悉天津不日可攻下之后，不失时机地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他在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之后，遂又昭示中外：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事有凑巧，也是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到达沈阳的电文，他当即同朱德、周恩来发电表示欢迎。

    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舆论的作用，同时他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的力量。时下，我党、政、军各级领导成员都在学习、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反对将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定；同时，国内反蒋的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陆续到达东北，齐聚一起，为召开新政协会议献计献策。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提出的和谈五个条件的本质——自然也是为了向党内外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又提出八项和谈条件，毛泽东于一月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如下这则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指示电：

    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电文不久，作战参谋送来了有关天津解放的报告：攻入天津城区的各步兵分队在炮兵、坦克、工兵的协同下，“采用穿墙越顶的战术，绕过敌强固据点，向指定目标猛插。十五日五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于海河金汤桥，将敌人分割成数块。敌人陷入一片混乱。我军乘势猛攻，至十五时，全歼守敌，俘虏陈长捷，解放天津市。”

    毛泽东阅后喟叹自语：“了不起！总攻不到三十个小时，就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陈长捷的十三万守军！”

    恰在这时，朱德、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未请二位老战友落座，就十分兴奋地问道：“恩来，天津解放了，你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立即电令黄克诚、黄敬同志，让他们做好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说罢又进而补充道，“同时，还应请东北局从接管沈阳的干部中抽调最得力的干部，随黄克诚进入天津，做好接管工作。”

    “我赞成！”毛泽东说罢取来陈云于去岁末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大声说道，“应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学习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宣布废除；二是要派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其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对此，周恩来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老总，”毛泽东转而看着朱德说道，“从纯军事的角度说，天津一攻下，我认为平津战役就算结束了。根据未来战争的需要，去年十一月规定的各野战军冠以地区的名字恐怕过时了吧？”

    “是的，”朱德说罢又指出：根据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如果在江南作战，再使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这样的名字，显然是不合适的。最后，他说道：“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各野战军是一定要改变名称的。我看今天就作出决定为好。”

    “恩来，你的意见呢？”毛泽东问道。

    “我也赞成，”周恩来说罢沉吟片刻，“我看在改变野战军的名称时，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改用数字称谓。”

    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认同，几经磋商，遂作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

    原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一野战军（二月一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辖第一、第二兵团；原中原野战军改称为第二野战军（二月五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原华东野战军改称为第三野战军（二月九日正式改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原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改称），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邓子恢，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由华北军区原属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为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均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原属东北野战军建制的铁道兵纵队扩建为铁道兵团。

    接着，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共同认为：由于天津解放，不仅打消了傅作义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有可能加速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为此，由毛泽东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起草致傅作义的公函（时称最后通牒），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公函指出：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毛泽东写好了这份最后通牒，遂又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交由邓宝珊带回给傅作义。为促使傅作义尽快下定决心和平解放北平，他又于当日二十时给林、罗、聂三人续写了如下内容：

    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宝珊）、周（北峰）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失，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军事表示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毛泽东将上述电文交由机要部门之后，欲要静思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谈判的走向和结果的时候，有“情报大王”之称谓的李克农突然走进屋来，严肃地报告：“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说，蒋介石已命令毛人凤派杀手潜入北平，寻机暗杀为和平奔走的何思源先生。”

    毛泽东听后一怔，当即命令：“克农同志，立即电告北平有关的同志，请他们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何思源先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