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七

    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利用蒋介石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惨败，终于达到了“取蒋自代”的目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依然清醒地知道：在野之身的蒋介石依然是他在南京的主要对手！

    李宗仁并不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然而，他从混迹政坛多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屡屡失败的教训中感悟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政坛上角逐的胜利者只是暂时的，因为从他登上政坛宝座始，立即又变成了新的挑战者进攻的对象。其中，失败者往往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由于李宗仁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他这个“胜利者”明白：蒋介石下野并不是败在他们桂系逼宫之下，而是败在失掉了民心，失掉了美援，在和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决战中输了个精光，输了个无脸见江东父老的必然下场。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蒋氏集团残存的实力还在，与桂系相较，就像是一句俗话形容的那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者，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文韬武略方面相较，其优势在蒋而不在李。所以李宗仁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上台后的主要对手和政敌，依然是业已下野的蒋介石。接着，他又必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某人将如何利用在野之身，再次达到他以退为进的目的呢？”

    李宗仁积三十年的从政经验，他还认识到这样一条规律：古今中外的所谓政治家，都是一些能指出对手在政绩上失误的高手，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能够建树政绩的治国之才。为此，他认为自己指责蒋介石失误的时代结束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从政治上取代了蒋介石，而且也要承受蒋介石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失策所遗留下来的债务。换言之，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能在这危厄的政局中，改变这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地位和形象吗？”

    从某种意义说，以登上九五之尊为目标的政治家，往往又是最为现实的俗人。这是因为他们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可以神吹海侃所谓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当他们一旦就要沦为一代王朝后主的时候，要么和自己的心上人壮烈赴死，演出一幕《霸王别姬》；要么独自低吟：“无言独上西楼……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简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时下的李宗仁，就是这样一位最现实的俗人。请看他的自我解剖：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虽然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可他依然没有找到当“总统”那特有的感觉。举例说：李宗仁刚刚从明故宫机场折回官邸，张群就打来电话，像过去那样用通知的口吻告知：总裁行前留有一个文告，请你过目后发表。李宗仁听后不仅感到正常，而且还要亲往张群的官邸访晤。更为滑稽的是，张群竟欣然同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李宗仁尚没有当“总统”的感觉；二、说明李宗仁在“前朝老臣”的心目中的地位。接着，张群就像是传达“圣旨”的大太监，双手捧着蒋介石留下的下野文告，颇有几分傲气地交到了李宗仁的手里。而李宗仁呢？也仍然像过去拜读蒋介石的示谕那样，毕恭毕敬地捧读这份下野文告：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忠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假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唤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证，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据史记载，李宗仁读罢深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李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所以李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介石在离职之前一再要李宗仁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出于法律的原因，李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二十一日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李宗仁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又郑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牌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听后表示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很快得到业已到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蒋氏的答复：“请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南京电台播发的蒋氏下野文告竟然一字未改。李氏震怒之余，遂又引发出了一场荒唐的争吵：不仅蒋、桂双方的人马披挂上阵，而且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卷了进来——他委派得意门生兼秘书傅泾波造访李宗仁，说了如下这段有史可查的话：“司徒雷登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分子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如史家所评：李宗仁虽然算不上大纵横家，而且在运用谋略方面也自知不如蒋介石，但是他作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却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和“初战必胜”这两条原则。李认为：如果在“文告”这一仗上草草收场，蒋介石就会视他为阿斗，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一定会变成蒋氏手中的玩偶或政治道具；如借此煞一煞蒋氏的威风，他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如何才能做到初战必胜呢？李氏认为要极大地利用对蒋氏不利的“时”和“势”。换言之，“时”下到了蒋介石必欲去之的时机，而“势”下也到了李宗仁必欲取之的形势。简而言之一句话：“他李宗仁不接任总统之职，他蒋某人就无法下台，愈加成为众矢之的。”

    经过数度折冲，最后请出政坛耆宿、法律权威王宠惠出面解释法律条文，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对此，太子蒋经国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李宗仁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回了面子，但当他再独自瞻念前途之时，又有着不寒而栗之感！接着，他又条件反射似的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将如何行使总统赋予的职权呢？蒋某人又会从什么地方与我作梗呢？……”

    啊！没有当过皇帝的平民百姓，经常把当皇帝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然而平民百姓哪里会晓得，业已登上九五之尊的历代皇帝，尤其是末代皇帝或败亡的君主，也必会想到脱去身上的龙袍，做一个普通的庶民更好。这就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而李宗仁呢，却是一位自己争来的，而且还有几分自信能扭转乾坤的末代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悲剧是自己争来的。换言之，他这位末代总统的苦恼也是自己争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李宗仁现象：为了名分，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登上明知待不长的九五之尊！

    李宗仁很快找到了应有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而从何做起呢？多年之后，他写道：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李宗仁积多年政坛经验深知：一个为蒋介石所挑选和效力的内阁，是不可能听任他的指挥，更不会操办上述三件大事的。为此，他决定准许孙科内阁总辞职。但是，当他挑选忠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的时候，方才发现在桂系之中竟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换言之，他还必须从蒋氏集团中进行筛选。恰在这时，有小诸葛之称谓的白崇禧向他荐贤：由张治中出面组阁。李宗仁认为张治中不仅和中共要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源远流长的私谊，而且与蒋介石的交情也非常人所比。在李氏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张氏明确表示蒋介石下野，力主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挽国难于既倒。因此，他认同了张治中组阁的方案。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张治中“审时度势，纵观全局，深感无能为力。再加上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遂谢绝了李宗仁的好意”。同时，张氏作为国民党中主和派的领袖人物，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或为人的道义，又向李宗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最好把孙夫人（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和谈。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如史评述：张治中的建议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是李宗仁和李济深在历史上就有矛盾，再就二李和白崇禧的三角关系而言，“白向来是尊崇李济深的，对李宗仁则常怀鄙视的态度。李宗仁则由于个人的地位关系，怕失掉他在桂系中的领袖地位，常忌克李济深”。再是“宋庆龄和李济深固然未必肯甘居李宗仁之下，为其所用，李宗仁亦不见得乐意让宋、李出山；更何况当时局势靡乱，宋、李怎肯被李宗仁拉下水”。另外，李济深已经由香港北上，不可能再回到南京来。因此，李宗仁只好作罢。

    然而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呢？桂系在南京的核心人物进行了私下的议论，鉴于何应钦与黄埔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曾与桂系联合演出第一次逼蒋下野，多数人瞩目何氏组阁，执掌行政院。但事关重大，不可能一议而就，是夜没有作出结论。

    但是，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翌日——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新闻稿《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震撼了他的心灵：“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对此，李宗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是谁向中共透露了何应钦组阁的消息呢？……”

    结论是清楚的：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乃至于在南京的桂系核心成员中有共产党人。

    另外，李宗仁用心品味这篇新闻稿中的上述几句话，感到似在向他发出一种信号：希望他与何应钦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重开国共和谈；再者，当他再用心审视新闻稿中的这段重要的话语之后，他于冥冥之中感到是出于毛泽东之手。果如斯，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的确要比蒋介石厉害多了！因为毛泽东不仅是驾驶当代中共战舰的舵手，而且还在他李宗仁的船上安插了中共的帮手——并于悄然之中改变他李宗仁战船的航向——试图按照毛的旨意前进。他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把注意点移到新对手毛泽东的身上，使他不得不重新翻阅各种媒体报道的新闻，看一看在他上台的前后毛泽东做了哪些文章？……一月二十一日，随着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不胫走向中外，在中共毛泽东的感召下，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件。声明略谓：“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义正辞严，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次日，留居上海养疴的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李宗仁十分清楚，民盟是当今中国第三大党，积纳了一大批拥赞民主、反对独裁的精英之士。他们完全地倒向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对残阳夕照的南京政府是最猛烈的一击！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毛泽东适时地运用强大政策的攻心，迫使傅作义将军在危厄局势之下向中外宣布：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自本日起，按照双方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此举与“徐蚌会战”中拒不缴械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对比，对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官兵而言，是一帖最大的精神涣散剂！

    同日晚，傅作义将军在北平怀仁堂召集在平国防部保密局各单位头目会议，向在座的大小特务们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这等于给国民党的特务指出了一条出路，无疑对离间、涣散国民党的各级特务机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令李宗仁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傅作义已经与中共商妥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在二十二日《平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不含协议中第十四条），中共为什么还要公布被时人称之为最后的通牒——毛泽东致傅作义书？当认真地研究了这件最后通牒之后，他又感到字字句句是说给他李宗仁听的，心里感到是那样的不是滋味！

    依然是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支持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谓：“中国的永久的和平必须建筑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上面，这是一点也没有可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还是在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相继秘密到达解放区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学范等五十五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对此，李宗仁只有摇首叹曰：“完了！时下中国有影响的志士仁人，全都被毛泽东拉过去了……”

    李宗仁不忍再去翻阅这类消息，独自一人驻步窗前眺望夜空，不时地轻轻叹气，似乎是在黯然自语：“咳！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稍许冷静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是何等的强大——且比蒋介石这个老政敌难对付一百倍，他也必须要很不情愿地与之打交道——重开国共和谈。同时，他也明白如若确保和谈顺利的开始，必须通过秘密的渠道和中共接上关系，进而了解毛泽东有关重开和谈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又禁不住地自问：“派谁秘密潜往北平完成此任务呢？……”

    诚如史家所云：也可能是天意所允吧，恰在这时，白崇禧自武汉打来长途电话：桂系黄启汉自香港安抵武汉，有要事面告李宗仁，将于今日——二十二日下午乘飞机飞抵南京，详情面告。

    黄启汉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深得白的信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立法院的选举中，李宗仁和白崇禧还为黄争得一个立法委员的位置。白崇禧向来主张狡兔三窟的，他为了在经济上给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遂派能干的黄启汉赴香港搞对外贸易。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再加之法币以及新发行的金圆券暴跌不止，致使黄启汉的一些设想泡汤。但是，他在香港期间与国民党元老——新成立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时相过从，受益匪浅，尤其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对桂系下一步的行动有了新的认识，对黄后半生的正确选择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李济深决定动身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前夕，以长者的身份对黄启汉说：“我曾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到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你可不可以代我给白崇禧送一信，争取他起义。”

    黄启汉听后很是高兴，立即答应去试一试。接着，他带上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的信北上武汉，于一月十九日将信交到白崇禧的手里，并转达了李济深如下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任公（即李济深）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

    这时，白崇禧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借用中共的力量逼蒋下野。他听了黄启汉的报告之后，原本想派黄偕李书城老先生北上信阳去和中共接头。一夜醒来，蒋介石通电下野了！当白崇禧想到李济深已经到达解放区后，遂又对黄说道：“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更快地同共产党联系。”

    就这样，黄启汉由武汉飞抵南京，说明来意之后，受到李宗仁的欢迎。

    也许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话了！这时李宗仁也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于抗日战争中跟着他当参议的刘仲华先生。由于刘氏一生经历传奇，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且与日后的和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容笔者简介如下：

    刘仲华于一**九年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早年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于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到西北军工作，并陪同鹿钟麟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一直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仲华奉命到上海，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在军委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机关大部破坏，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刘仲华负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仲华奉命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时期接受了我党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与李宗仁结下了不错的私谊，经常坦然交谈时局。

    时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刘仲华。也就是在黄启汉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李宗仁约黄、刘二人在他的房间谈话。李氏在纵谈了目前所谓国家大势之后，遂又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

    说到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赴北平的任务，事后黄启汉作了回忆：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还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相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邨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赴北平的同时，还公开电邀所谓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说到和谈，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这样的现实：此次吁请重开国共和谈，虽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谈的主动权是操在胜者共产党人的手里。换言之，无论他如何表白对和谈心诚意坚，共产党人在未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会休兵罢战和败者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的。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这些人不但是举足轻重的贤者，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久远的交往，有的还私谊笃深。如果能让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动作，这也不失之为一条捷径。请谁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说这些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学新闻，与于右任在日本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之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出任秘书长，从此和蒋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但与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他公开反对打内战；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他拒绝参加选举；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他又为国共重开和谈积极奔走。为此虽遭蒋介石嫉恨，但热爱和平的民主人士却赞誉他为“和平老人”。李宗仁认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开和谈，而且还能把这些社会贤达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向黄启汉、刘仲华交代完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约见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对李宗仁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存疑；他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拥共，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危险日子。当他听说李宗仁请他出任首席和谈代表后，他认为这是结束两面人生的极好机会，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还是对专访者说：“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作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请辞。”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说上述这段话的苦衷，见面后，仅仅提出请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请知名的民主人士为和谈有所赞助。对此，邵力子当即说：“为和谈大事，我愿积极奔走。明天，我就赶赴上海，挨门挨户拜访，求其早日完成付托。”

    李宗仁听后深为感动，遂对邵氏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政治犯（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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