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财委的报告之后，立即与周恩来、刘少奇等进行研究，提出原则的解决意见，遂交由刚刚走马上任、正在筹建中央财委的陈云去办。

    陈云认为：“上海流通之主要硬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因此，时下上海“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同时，他又严肃指出：“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经研究，并报请中央批准：同意陈毅市长提出的“先礼后兵”的解决办法。

    所谓先礼，就是通过报刊、电台开始宣传，市长陈毅亲自出面发表讲演，严正地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是，上海的投机奸商认为我军管会只是说说而已，不仅不洗手，反而把银元炒到了新的高点；所谓后兵，陈毅市长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六月七日晚，中共华东局召开紧急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行动方案作了最后研究，一致赞成陈毅的意见：干掉它！会后把解决方案报告中央，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一场所谓“银元之战”在证券大楼打响了！

    上海证券大楼是证券交易所的指挥中心，设在汉口路4号，是一幢八层高的大楼，占地四亩有余，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前夕，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一百九十二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的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胜利后，在此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二百三十四家，它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投机活动的幕后人或保护人，因此，所谓的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变相的赌场。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暂停营业的证券交易所又悄然复业，很快又成为这次“银元之战”的地下指挥司令部。

    陈毅市长接到毛泽东“表示赞同”的电话之后，为了确保对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据史记载：“九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露。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接着，陈毅市长于六月十日下达了查封证券大楼命令。对此，有关著作作了如下的记述：

    六月十日上午八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二百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上午十时，宋时轮警卫部队的一个营，分乘十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

    从上午十时到午夜十二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有二千一百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二百三十八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一千八百余人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在二百三十八名奸徒中，有一个叫张兴锒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四楼65号。这个办公室门外挂着堂皇的金字招牌“寿昌金号”，装出一副正当商号的模样。警卫旅的工作人员走进去一看原来是干投机买卖操纵市场的总指挥所。屋子里单是电话机就有二十五部，那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内。屋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发给他的，旁边挂着一张红纸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那上面写着四个项目八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和孙头是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在查封证券大楼的过程中，“大楼外观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称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或许是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霎时之间传遍了上海，震动了全国。自第二天开始，不仅人民币成为上海的流通货币，而且各种物价指数也迅速回落。实事求是地说，在上海演出的这场“银元之战”胜利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关心下取得的。但是，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告诫刚刚进入上海的同志，这仅仅是人民政府与旧势力交锋中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更加艰巨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还在后头！

    查封证券大楼的战役结束之后，这些不法投机商人完全失去了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一部分人寻求所谓头面人物，找军管会的领导同志讲情，希望能从宽发落；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工商界中的人，在背后说怪话：“金、银和外汇市场是经济问题，而共产党依靠手中的枪杆去硬压。从经济问题的角度说，这不是本事。”言外之意，认为共产党不懂经济，在未来的经济斗争中谁胜谁败还未有定数！

    毛泽东在处理上海“银元之战”的过程中，他就想到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在这期间，他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明确要求“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毛泽东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不仅迅速打退了各地不法资本家向新的政权发起的进攻，而且还切实地团结了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恢复各新解放区城乡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虽说“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经成了一股锐不可当的大潮，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追歼国民党残敌依然需要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毛泽东在下达《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之后，依然时时在关注、指挥我四大野战军向全国进军。

    关于第一野战军击退胡宗南部和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反扑的作战部署，毛泽东于六月九日复电彭德怀，指出：“（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接着，毛泽东又根据彭德怀等同志的报告，作出了详尽的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敌人的战役部署，取得了胜利。

    关于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二野“在确无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才能最后确定”。说到向四川进军的具体困难，毛泽东明令二野：“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黔、川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由于二野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这一行动方针，在协助三野完成警戒外国武装干涉外，还为人川作战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自然，也为未来完成毛泽东交给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任务，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关于第三野战军解放华东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明确指示总前委：“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以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攻青岛之一个军及一部炮兵可于六月十日左右出动。”说到具体的战役实施，毛泽东另有具体的电文。

    关于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的作战部署，毛泽东指出：“同意你们各军到齐后休整一段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迫、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就地休整半个月，驱除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之后，毛泽东又亲自领导了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等与之配合，使得四野进军中南扫平了道路。

    从上述事实可知，毛泽东在上海解放后的两个星期中，仅仅在处理经济、军事两大问题方面，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是绝不为过的。然而，如果再查一查毛泽东在这期间的工作日记——或翻一翻毛泽东的年谱，还会发现毛泽东在处理有关内政大计的同时，还花费了很大精力去应付有关的外交课题。我们仅以美国为例，看一看毛泽东是如何确定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格局的。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是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的；苏联政府是支持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民族独立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时下，中国人民抛弃了国民党，选择了共产党；抛弃了蒋介石，选择了毛泽东，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就要在东方大地上诞生了！毛泽东在设计新中国外交格局的时候，坚定地依靠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是必然的；同时，争取美国及其西方的盟友，或削弱其对就要败亡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这也是外交策略所必需的。因此，毛泽东不仅赞同派遣黄华赴南京供职，而且还批准黄华与傅泾波会见。同时，作为美国而言，无论是从美国在华利益分析，还是面对世界两大政治集团——由于新中国即将诞生而引发的世界政局的变化来看，都会迫使美国面对这一不愿看见的现实！这就是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拜会黄华之原因所在。

    据史记载，黄华在收到毛泽东于五月十日发给华东局的电令之后，于五月十三日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会见当年的校长。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意参加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上海生产。黄华表示，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将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司徒雷登出于所谓外交需要考虑，他把与黄华会晤的消息在南京广为传扬，一时成为各国驻南京外交官的热门话题。另外，美国人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黄华带有周恩来致司徒雷登的亲笔信。借以提高美国身价的同时，有意离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此，毛泽东指示黄华召集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严肃地宣布了中共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再次声明：中共只把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当做外国侨民对待。

    随着上海的解放，毛泽东估计与美国的关系有可能向着两极发展，其一是联合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其二是美国将作出积极的姿态，寻求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首先把立足点放在前者，并于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向四大野战军下达了《预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对策和部署》的命令：

    （一）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

    （二）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三）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命，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彪）罗（荣桓）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毅）饶（漱石）粟（裕）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夺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

    恰在这时，司徒雷登为了牵制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防止未来东亚地区成为所谓红色革命的大本营，又以各种方式表示愿与中共讨论有关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为了回应美国的姿态，他在五月二十九日新华社发表的社论《祝上海解放》中加了一段话：“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接着，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中美关系问题，同时，还研究了由此而发生的所谓对日和约等外交问题，并于六月三日下发了关于中美关系以及处理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的中央文件。毛泽东在审发这个文件的时候，又加写了一段话：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黄华接到中央文件以及毛泽东有关的指示之后，遂于六月六日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举行第二次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司徒雷登对美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进行多方辩护，并对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黄华指出，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自然，这次会晤仍以美国坚持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而终无实质性结果。

    司徒雷登作为一个中国通，他的确是从全球战略的大局考虑所谓中国问题。但是，他也清楚，自己是一个驻华大使，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人，如要改变美国的既定对华政策——自然是改到司徒雷登的对华政策的轨道上来，就必须回国述职，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进行游说。但是，这就必须要有第一手权威的信息。为此，他于六月八日经傅泾波转告黄华，“司徒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正式表示，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希望在返美前能到北平会见周恩来一次，并声称他想去北平的意图是得到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魏伯的指示的。会见后，黄华把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来北平一访，但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乃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于六月十六日给司徒雷登一封英文邀请信。信中说，陆志韦会见周恩来先生，周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司徒雷登在通过官方——黄华这一条正式通道与中共协商中美关系的同时，他还通过所谓民间的渠道试图获悉中共的外交意图，那就是他还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以及他心目中的“第三种人”的代表罗隆基为之牵线、帮忙。

    陈铭枢，广东合浦人，字真如，生于一**○年。他早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南洋陆军中学，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粤系中的著名将领。后参加北伐，曾任武汉警备司令、总政训练部部长等军职。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因参加福建事变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抗战胜利后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上海解放不久，他应毛泽东、周恩来等邀请，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行前，他于六月十日在南京会见司徒雷登。他们二人会谈的中心议题，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在北平期间，“探问是否有与中共最高领导会晤的可能”。对此，陈铭枢答应帮办。接着，就辞别司徒雷登，乘车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议。

    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早年留学美国，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边倡行美国的自由主义，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留在上海，后与张澜同住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特务软禁。上海解放前夕，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恰在这时，毛泽东向张澜和他发来电文，邀请他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司徒雷登获悉这一消息之后，遂由南京赶往上海“约见罗隆基，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笔者暂不论及美国政府能否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但其代价是明确的：中国必须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一样听美国的话，毛泽东也必须像蒋介石那样唯美国是从。这就是司徒雷登，以及美国政府对待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全部用心！由于身体原因，罗隆基和张澜没有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因此，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罗隆基没有把他的口信捎到。

    毛泽东在领导打胜上海“银元之战”并处理有关对美外交的过程中，他依然在积极思考筹建新中国的大事。在这期间，他曾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例如，他在入主北平不久，曾收到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一封信，很希望拜见他这位早年的同学、而今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毛泽东读过来信之后，立即要田家英接通汤校长的电话，当他获悉在北平的故旧还有早年的师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等人之后，当即决定亲自到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大院去拜访。

    在汤校长这些知识分子的眼里，就要成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私下出访友人，也一定是前簇后拥，最起码也得有很多保安人员尾随，因此，他们一家是在很不安的情绪中盼等毛泽东的到来的。出乎他们所料的是，毛泽东就和秘书田家英二人走进汤校长的大院。汤校长惊诧地问道：“润公，你的保镖呢？”

    毛泽东指着身旁的田家英，笑着说道：“老同学，在这儿！”

    正当汤校长一家感到震愕之时，毛泽东看见一个女孩正在墙上用粉笔写欢迎标语，他走上前去，抚摸着孩子的头，笑着说道：“小朋友，不要写什么欢迎标语嘛！”

    汤校长一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接着，毛泽东走进汤校长的家，叙谈以往。汤夫人向毛泽东控诉北平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这些年来，人民尤其是穷教书的先生吃了很多苦。毛泽东很是同情地说：“是啊！虽说我们已经进驻北平几个月了，你们的日子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我可以担保：新的中国一俟成立，教育事业要发展，教授的生活要一步一步提高。”

    “有润公这句话就够了！”汤校长这句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的重情重义！他很有感慨地说，“北平解放前夕，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留学德国的同学，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意同流合污，坚拒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公的到来！”

    “谢谢老同学！”毛泽东分外激动地说道，“我的老师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是的，”这时，年过花甲之年的黎锦熙与黄国璋走进来，“当时，我对家人说：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毛泽东急忙起身，紧紧握住黎锦熙的双手，客气地说道：“黎先生，我不是什么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我还是那位曾给你抄写文章的学生毛润之。”

    说到毛泽东为老师黎锦熙抄写文章，还有着这样一段趣闻：那时，有三个青年帮着黎锦熙抄文章，第一个不问内容，一概照抄，事后默默无闻；第二个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代为润色，此人后来成了大戏剧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个看到文稿中有不同意见的观点，就不愿代抄，他后来就成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于过去这些趣事，毛泽东一笑了之，他对老师黎锦熙的评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黎先生是我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恩师。”可以想见，毛泽东与这样的恩师和同学，也包括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谈话，是可以畅谈忘食的。夜黑了，毛泽东知道大学教授十分清贫，就自己出钱，请田家英订了一桌菜，边吃边继续谈。最后，身为九三学社成员的黎锦熙说道：“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准备把它解散。”

    毛泽东知道九三学社是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他的发起人就是他的同乡许德珩。他听后沉吟片时，诚恳地说道：“我个人的意见，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接着，中央和有关民主党派等单位商议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出席。为了工作方便，中央决定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迁往中南海菊香书屋暂住。是日，他出席开幕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讲到对外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有针对性地讲：“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并选出了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商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

    毛泽东认为这次政协筹备会议开得是成功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有两点：一是宋庆龄没有出席；再是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因身体的原因也没有赶来参加。他在政协筹备会议闭幕的当天——六月十九日，给宋庆龄写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也就是在邓颖超奉命南下不久——六月二十四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史良、罗隆基等由沪到达北平，受到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以及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的欢迎。毛泽东立即通知有关单位：他要亲自赶到张澜的下榻处拜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