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十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斯大林不想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也不想借毛泽东访问苏联之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对此，毛泽东是很不高兴的！一是从全球大局出发，新中国从政治到经济都需要苏联的帮助；再是还没有给斯大林做寿，还有继续转圜的时间余地，因此，毛泽东权且把这种情绪放在心底，准备参加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来自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团。毛泽东出席了这一盛典，并被安排坐在斯大林的身旁。当斯大林把这位来自中国的毛泽东介绍给与会的来宾时，莫斯科大剧院中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接着，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如下这则热情洋溢的祝寿献词：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毛泽东这篇不足四百字的祝词写得十分漂亮，对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运动中的贡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均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毛泽东讲上述这番话是真心的，绝无实用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可以想见，斯大林听了毛泽东这番精彩的颂扬，也是由衷地高兴的。因此，毛泽东的祝词不仅被与会人员一次次掌声所打断，而且也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祝贺会期间，斯大林多次转过脸和毛主席说话。”但是，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并不是单纯来为斯大林唱颂歌的，因此随同人员“发现毛主席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沉浸在欢乐之中，而是沉默寡言，庄重静思，但又不失礼节”。

    祝寿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而这个包厢是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演出结束之后，全体观众起立，回转身来，有节奏地高声喊着“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或者说毛泽东亲眼看见苏联人民对他是这样的尊重，便举起双手向群众致意。同时，他清楚苏联人民对自己领袖斯大林非常爱戴，因而他放声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由此，又引发了与会人员的热情，一时间全场的口号声、欢呼声、掌声连成一片，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为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都陆续地回去了，唯有毛泽东还留在莫斯科，希冀再和斯大林重开谈判，商谈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新中国再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是，沉浸在颂歌声中的斯大林似乎没有这个意思，让毛泽东留在姐妹河别墅“坐冷板凳”，这对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而言，无疑是受到了一次屈辱。因此，毛泽东的情绪不好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斯大林终于从颂歌声中平静下来，约毛泽东举行会谈。但是，圣诞老人并没有在圣诞节日的前夕给毛泽东带来什么喜讯，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似更有准备，他只谈一般性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不再提中苏友好条约签订问题，这更加使毛泽东失望。

    根据西方人的习惯，他们历来是把圣诞节和新年连起来过的。也就是说，从圣诞到新年是例行的假日。就其常理，斯大林很难在这样的假日里再与毛泽东举行新的会谈。毛泽东又要继续在莫斯科坐一个多星期的“冷板凳”。让一位国家元首在异国他乡无所事事地待一个多星期，也只有斯大林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自然，毛泽东那受了外交屈辱后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诞辰。也就是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斯大林贺过七十大寿之后的第五天，就应该为毛泽东过五十六岁的生日了。可是，心情压抑的毛泽东却把自己的生日忘却了！或许是受了为斯大林祝寿的影响，抑或是毛泽东的随员对自己领袖发自内心的爱戴，他们不仅没有忘记毛泽东的生日，而且还想利用过生日的机会让毛泽东高兴一下。

    然而，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的随员，大都从西柏坡起就跟着毛泽东。所以，他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的规矩：不许给领导人祝寿。用随员的话说，“搞不好我们要挨批评。”经过商议，由年纪最小的警卫员李家骥请示毛泽东：“主席，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时，毛泽东正在看报，他听后有点不解地反问道：“你说是什么日子？”

    “是您的生日。”

    “噢，我已忘了。怎么，你想搞点名堂？”

    “我不想搞名堂。我们准备在莫斯科给主席过个家庭生日。”

    毛泽东一听十分警觉地怔了片刻。李家骥忙又解释说：“就和在家一样，吃点面条、点心等，热闹一下还不行吗？我们不搞特殊，也不让苏联人知道。”

    “你这小鬼，鬼点子不少，这不是搞名堂是什么？那好吧！我只同意一半，光搞面条，不加点心，不能造成影响，绝对不能让他们（指苏联人）知道。”

    “主席，那样太单调，你吃面条，我们也都吃面条吗？”

    “噢，你们想借给我过生日改改口味，那就听你们安排吧，不过还是注意简单些。”

    就这样，毛泽东在参加隆重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之后的第五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过了一个如此简单的别开生面的五十六岁的生日。这不仅说明中苏两党不同的作风，也说明毛泽东有着古今中外最高执政者所没有的自律精神。仅此一点，也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就是在随行人员为他过家庭式的生日的时候，他想的依然是如何打破与斯大林的会谈僵局，为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争得一些利益。所以，李家骥多年以后作了如下的回忆：“这天晚上，虽然搞的都是中国菜，还有毛主席平时爱吃的红烧肉，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毛主席沉默寡言，情绪不高，好像仍在思考问题。”

    世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政治家，对有意无意非礼我国的一切行为都是不能原谅的。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气氛中，毛泽东处处表现出了不辱使命的大政治家所具有的胆识和风格。

    斯大林自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可他对毛泽东的到来还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日程表上，虽然在新年前后并无与毛泽东继续会谈的安排，可他还是要亲自打电话以示关怀。另外，他还委派苏共中央的负责人专程来姐妹河别墅，询问毛泽东需要苏方提供哪些服务。一次，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姐妹河别墅，寒暄过后，很自然地谈起今年春天他作为斯大林的代表访问西柏坡的事情。最后，他客气地问道：“毛同志来到莫斯科，想吃点有什么特色的食品吗？”

    自打米高扬走进姐妹河别墅的客厅，毛泽东始终彬彬有礼地和米高扬交谈。唯独当米高扬问到想吃苏联特色食品的时候，毛泽东却猝然变得严肃起来，断然地答说：“我想吃莫斯科的活鱼。”

    米高扬听后一怔，当即变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客气地说道：“很抱歉，莫斯科只有冰冻的鱼，没有活鱼。您还可以再点其他的食品嘛！”

    “没有活鱼，其他的东西一概不要。”

    米高扬像是做错事的小学生那样，讪讪地说罢“我告辞了！”转身走了出去。

    这时，受命调来为毛泽东当翻译的戏剧家孙维世被搞糊涂了，她望着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目光送米高扬离去的样子，不解地问道：“毛伯伯，您为什么要吃莫斯科的活鱼呢？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

    “是的！”接着，毛泽东讲起了一段故事：去年春节，米高扬受命飞到西柏坡，代表斯大林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期间，好客的军民砸开滹沱河的冰，为他捕了几条大鲤鱼。可他不仅不领情，反而指着已经冻死的鱼说：我们苏联人不吃死鱼。最后，毛泽东颇有情绪地说道，“我明白了，苏联人可能真的是不吃死鱼，因为他们吃的是鱼罐头”。

    “他也太不懂我国人民的一片心了！”孙维世不满地说。

    “更重要的是，他是瞧不起我们。”王稼祥补充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学着蔺相如使秦的办法，回报他一颜色。”毛泽东似乎出了一口窝囊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颜。

    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只吃活鱼，不吃死鱼的故事，李家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笔者就不再累述了。

    再如柯瓦廖夫等人奉命来姐妹河别墅看望毛泽东，询问需要苏方做些什么。诚如师哲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并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自然，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柯瓦廖夫等人之口向斯大林反映我方的不满。但是，那时的斯大林完全被神化了，莫说像柯瓦廖夫这样级别的干部了，就说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敢轻易向斯大林报告这类事关国与国的大事。由此可见，神化领袖人物的做法，不仅会把领袖本人引入歧途，更重要的是要贻误国家的大事！

    毛泽东在留住莫斯科期间，他绝不是住在姐妹河别墅里一味地生斯大林的闷气；相反，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依然在关注并指挥国内有关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毛泽东是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就说他在留居莫斯科期间，他依然在指挥我四大野战军向全国进军。其中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决策，就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几经反复后作出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四野司令林彪给毛泽东发来了有关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设想电报。这时的毛泽东尚在赴莫斯科的途中。等到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不算愉快的会谈之后，他于十二月十八日给林彪发去了一份长电，不仅对四野各部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出了详尽的部署，而且对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基于攻打金门岛失利的教训，又对解放海南岛有关渡海作战下达了命令：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进攻，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没。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华）赖（传珠）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我们从上述这则电文中可知，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全面地解决了渡海作战应注意的问题。林彪等根据上述电令的精神，制定了详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并提出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对此，毛泽东在认真地审阅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之后，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复电林彪，在“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外，又进一步作出更为重要的指示：要求参战部队“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言外之意，解放海南岛战役一定要慎之又慎。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在会谈中拒不答应废除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但他同意与新中国通商，并准备签署有关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为此，毛泽东把第一次会谈内容电告中央。接着，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以他、周恩来、朱德的名义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给毛泽东回电。略谓：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从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毛泽东清楚新中国所处的地位：不仅蒋介石利用海、空军暂时的优势封锁我沿海大中城市，而且西方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想方设法，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打破国内外敌人的封锁尤其是经济封锁，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刚刚为斯大林贺完七十大寿的毛泽东读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的来电之后，于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亲自给中央发了《关于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的电报。略谓：

    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与此同时，身在异国的毛泽东时时念及国内的情况。他指示林彪：“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同志向你转达……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后统筹办理。”有关“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一九四九年就要过去了，在新年将至的所谓年关之际，毛泽东不仅想到了工农大众的生活，而且对上海不法资本家计划借“红盘”开市反攻倒算很不放心。为此，他对所谓上海工商业家的困难提出了疑问，并于十二月三十日给主管经济的陈云发去电报。略谓：

    上海市委亥江致中央电称，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自十二月十六日安抵莫斯科到准备在姐妹河别墅过新年，整整半个月了！由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出现了僵局，无论是中国的新华社还是苏联的塔斯社，均没有发表有关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消息。这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各种猜疑。其中，英国的通讯社突然造谣惑众：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消息就像是一枚重型炸弹，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面对敌人的谣言，苏联人着急，中国人也着急；斯大林着急，但毛泽东并不那么着急。因为，他相信否极泰来或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为此，他正在思忖借此做一篇漂亮的文章。

    聪明的王稼祥不仅深知毛泽东的想法，而且他还想出个办法：请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苏友好；二、还可以迫使斯大林重开谈判。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他沉吟片时，问道：“斯大林会同意我出面辟谣吗？”

    “我想他一定会赞成的。”王稼祥说明理由后又说，“我这就通过外交途径转告斯大林。”

    王稼祥离去之后，很快约见了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道：“莫洛托夫同志，您知道英国发表的消息吗？”

    “知道了，但不知你们的毛泽东主席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莫洛托夫有些尴尬地说。

    “我们的毛主席认为这是国际上的敌人在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他希望贵国能提供方便，他要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人民辟谣。”

    “好，很好！我们一定提供这样的方便。”

    就这样，苏联方面在莫斯科新闻中心为毛泽东安排了记者招待会。毛泽东利用这个讲坛不仅向全世界人民辟了谣，而且还再次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重开谈判之门。由于这次记者招待会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现恭录如下：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电：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的访问记。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答记者问，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谣传不攻自破。这不仅说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且也说明了毛泽东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此，斯大林一定会认为：毛泽东的记者招待会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作为一代纵横大家，又必然会看到毛泽东此举的真正目的是：利用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说明他此次苏联之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换言之，如果斯大林再避而不谈废除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继而再与毛泽东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就等于在向西方美、英帝国主义说明：苏联还想借助于昔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直言之，所谓的中苏友好只是一句空话。这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益，而且也必然会损伤他这位共产国际领袖的形象。笔者推想：斯大林读过毛泽东的答记者问后，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好厉害的毛泽东啊！……

    斯大林几经思索，与莫洛托夫等人协商，最后请莫洛托夫等出面与毛泽东相商解决办法：“毛泽东同志，我是奉斯大林之命前来拜会您，主要是征求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的意见。”

    毛泽东一听莫洛托夫的话音，再一看陪同莫洛托夫前来商洽的米高扬的表情，知道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奏效了。他不卑不亢地说道：“如果中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就势必要涉及旧的条约，也就是贵国在一九四五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条约，不知斯大林同志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希望先听听您的意见。”莫洛托夫说。

    对于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了。因而他沉吟有顷，很有条理地讲道：“第一种方案：我认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利益。由于中苏关系在新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高兴。这样，我们可以在国内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同时，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这样，也就等于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米高扬在一旁近似敲边鼓的说道。

    “第二种方案，”毛泽东又接着说道，“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就没有必要再到莫斯科来。”

    “还有第三种方案吗？”莫洛托夫问道。

    “有！”毛泽东说罢微微地点了点头，“双方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外长也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

    “第一种方案好，”莫洛托夫说罢又补充道，“这样，周恩来外长可以来莫斯科。”

    毛泽东深知外交无小事，像事关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这样的大事，如果事前没有商量定或斯大林点头，莫洛托夫是不敢随意表示意见的。为此，他问道：“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是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是的！”莫洛托夫说罢又问道，“毛泽东同志，您能告诉我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吗？”

    毛泽东听后暗自计算了一下，接着近似自语地说：“如果说我的电报元月三日到北京，周恩来外长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这样算来，一月十九日就可到达莫斯科。”

    莫洛托夫听后也默默地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说：“从一月二十日到月底还有约十天的时间，谈判和签署有关的条约足够了。”

    “这样算来，我于二月初就可与周恩来一道回国了。”毛泽东就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可以收兵转战其他的战场了。

    “毛泽东同志，”米高扬很客气地问道，“在周恩来外长到莫斯科这段时间内，您希望我们做哪些安排呢？”

    “主要是到各地看一看。”……

    十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巧妙地运用国际大势中的突发事件，利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办法，终于打破了僵局，“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条约”。为此，毛泽东分别于一月二日、一月三日给中央发去电报，商洽《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等问题。

    毛泽东深知国情大势，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安全，他要求周一行“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同时，他建议中央，“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