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那种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现代军事理论，充其量算是一个“游击大王”。因此，他和在他的影响下的博古等这些很少实际经验、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的书生一向瞧不起毛泽东，加之毛的个性又极强，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毛。其中博古对毛泽东的个人成见尤深。如史记载：博古远在上海就支持在中央苏区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并在宁都会议上罢免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接着，毛住进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不久，博古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途经上杭，由罗明去迎接他。一见面，他就严厉地批评罗明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说来是何等的可笑，从未见过毛泽东面的博古竟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

    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对毛泽东有着何等深的个人成见！既然如此，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博古等人——乃至于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旗号的李德，为什么谁也不敢把毛泽东打入所谓的“冷宫”呢？这其中还有鲜为人知的原因：

    其一，毛泽东与陈毅等人发生那次路线之争以后，即大病住院。用他自己的话说：“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但是，那时国民党的报纸却造谣说：毛已死于肺结核。当共产国际听了这则谣传之后，遂发了一条讣告，对毛做出很高的评价，称毛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此，博古等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投鼠忌器”也要保留毛泽东在党内的一席虚位。

    其二，在博古等人的心目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创建起来的，被他们称为毛泽东的嫡系部队。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相继组建了一些新军团。对此，聂荣臻同志曾愤慨地说道：“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为此，博古等人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巨大影响！

    对此，周恩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的钦差大臣米夫以及王明等人的批判，并被迫请辞本兼各职，只能做到“相忍为党”。面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危难，他所能做的依然是“相忍为党”。所以，当伍修权陪着李德走进屋后，周遂客气地说道：

    “泽东同志，有什么意见请讲吧！”

    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分歧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认为红军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博古、李德则不顾中央苏区的实际，主观地为红军确立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们否认红军打仗的流动性，视毛泽东强调的运动战为“游击主义”。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那样：“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被陈云同志所称的“湘南争论”在毛泽东看来，依然是这两种不同军事路线争论的继续。但是，他懂得眼下不是“举纲”相辩的时候，因此，他十分策略地讲了他的意见。大意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应在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南地区，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调动红军，发挥机动作战之长，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建议的目的性是清楚的，那就是主动打乱敌人在湘江东岸即将布好的口袋，再视情况确定红军转移的路线。即使再强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敌人的布袋阵中盲目地冲杀。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后，本能地认为这又是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在此时此地的翻版。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就想当然地给否决了。更为可笑的是，李德又从正规战争的视角答说：

    “你是懂得兵贵神速这句话的。在湘南组织这样的战役，即使是取得了胜利，也贻误了强渡湘江的时间。你想到过如此而为的后果吗？”

    毛泽东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着桌面上的地图严肃地指出：红军的前面是两条并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东面的是潇水，在西面的是湘江，如果红军通过潇水之后，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在潇水以西的湘江东岸，那才真是进有湘江拦路，退有潇水相阻。最后，他近似哽咽地说道：

    “看在数万红军生命的分上，我请你们再复议一下你们制定的作战计划！”

    李德听后用德语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无须翻译，一定是用最激烈的言辞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在博古看来，李德的军事决策是不容怀疑的，对毛泽东这样的反对者，只有做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一看周恩来的表情，遂又以领导者的口气说道：

    “你说完了吧？我们一定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的！”

    毛泽东一听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走了出去。但他感到夜又是那样的黑……

    十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除去秋虫唧唧的叫声之外，似乎大地完全进入了沉睡的梦乡。转瞬之间，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宜章人民打开城门迎进红军的欢呼声，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欢笑声……全都消逝在被夜幕笼罩的天地之间。各界不同心态的群众和枕戈待旦的红军指战员都进入了梦境，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但是，周恩来依然站在那张放有军事地图的木桌前。或许他太清楚这步棋的重要性了，也或许他想得太周到、太细致了，他的脑海里忽而是血染湘江的悲壮场面，忽而是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高举着猎猎作响的战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渡过湘江的壮观雄姿……但是，当滚滚北去的湘江之水完全变成殷红殷红的血水，并击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浪花的时候，他缓缓地合上了双眼，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这时——也只有这时，他又重新思考如果采用毛泽东的意见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自从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和毛泽东共事三年了。虽说毛自宁都会议后转入地方工作，但他对毛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是给予很高评价的。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与博古、李德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由于他有着任劳任怨的品格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使得博古、李德这些人不但不敢轻易地拿过周恩来手中的权力，相反，他们在很多方面还得借助周恩来的影响和作用，使中央这架最高权力机器得以正常地运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中央领导层最好的组织者，而且他还经常充任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之间的缓冲剂，使得他们之间绷得过紧的弦不至于断掉。

    这就是周恩来特有的政治品质。同时，这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周恩来的地方。

    时下，毛泽东和博古、李德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上又引发了史称的“湘南争论”。毛泽东因为手中没有权力，可以阐述完自己的战略思想拂袖而去。博古、李德听完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也可以像对待彭德怀那样不予理睬，行使中央授予他们的最高权力，继续自以为是地发布命令，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进。然而，周恩来则不能这样轻率地处置这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尤其当他想到毛泽东的战略预测是正确的时候，他的革命责任心要求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来！

    夜幕从大地上渐渐地升起来，东方的晨曦又不知不觉地抹去黎明前所有的黑暗，天终于亮了！周恩来熄掉马灯，大步走到庭院中。他展开双手做了几下深呼吸，接着又用力地活动了一下身体，请警卫员从水缸中舀来一盆颇有凉意的清水浇在头上，把一夜未眠的劳累和睡意驱走。恰在这时，博古从他的住室中走了出来。周恩来客气地说道：

    “博古同志，你洗漱完了，我有件事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可以，可以！”

    周恩来为什么要单独找博古谈呢？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位年轻气盛，又有着很深的理论素养，并被时人称为天才演说家的中央领导。博古正因为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演讲起来可谓头头是道；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尤其是有关军事战略决策，他满腹的学问就不知该如何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德是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拐棍，离开李德他寸步难行。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经李德提出，并由他通过的有关作战方针，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但是，如果单独和博古进行交谈，他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也有最高领导人的气魄——敢于拍板。这就是周恩来抛开李德与博古交谈的主要原因。

    “我思考了整整一夜，认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建议，是有正确的一面的……”

    “那我们最高‘三人团’的决定呢？”博古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不客气地挡了回去。

    “如果需要修定，或补充，也是可以的嘛！”周恩来猝然之间变得异常严峻起来，“如果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局面，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又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这一炮打中了博古的要害。诚如前文所述，他们这些借助共产国际力量上台的书生，就怕因他们的失误，甚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向共产国际交不了差。所以，博古听了周恩来这措辞强硬的话后怔了一下，遂又问道：

    “你的意见呢？”

    接着，周恩来说出了自己全部的想法：一、在没有充分的论据或猝发的不利于我的军事形势下，继续执行最高“三人团”决定的战略方针；二、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建议做好第二手准备。具体地说：先抽调一批熟悉湘南一带地势、民情的骨干，或作为在湘南寻机歼敌的预备队，或作为应付不测之事发生以后，把他们留作在湘南打游击的种子。最后，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道：

    “我考虑再三，这虽不是万全之计，可也总比做一手准备为好。”

    对此，博古不可能提出什么非议，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给博古减轻精神负担的权宜之计。至于这项计划是如何完成的，遗憾的是史无所记。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李一氓同志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在由江西进入湖南的时候，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二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这些调来的干部大概是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县、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部队撤离江西，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这批湘南干部就是准备在湘南立脚之后，去开辟地方工作的。他们都是本地人，熟悉湘南情况，跟湘南还有一些关系。他们大部分是一九二九年（应是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参加红军的，在红军当中已经四五年，经过战争锻炼，他们自然也就会在湘南领导起武装斗争。

    从李一氓同志的回忆文字中可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湘南争论”，自然，他也就无法知道中央成立“湘南营”的确切意义了。因此，他认为留守江西的项英“不得不重新开始用游击战争的方法来对付国民党。而我们准备在湘南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了，湘南营也就没存在的意义了”。这一结论显然也是个人的估计。为此，他也曾以怀疑的口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要在湘南立脚这个战略意图，是不是有什么文字的证据，我暂时还不清楚；有人说文字上查不出这个证据，但也说中央是有过这个意图的。湘南营这个组织确实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也当了一个很短时期的教导员。那个时候的事情，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事后追论，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根本上讲仍是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探出的路线西行。而成立所谓“湘南营”，只不过是这场史称“湘南争论”的副产品，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宜之计，一旦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发生猝变，这“湘南营”也就只好自行解散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军获悉敌人在湘江以东的“围歼”计划共分两步：其一是分进合击我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其二是集中全力“围歼”红军于湘江之滨。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路军刘建绪所部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陈兵湘南潇水与湘江的汇合处，既负从北面“追歼”红军的使命，又谨防红军在湘江东岸受阻之后向北进入湖南。

    第二路是“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所部的四个师，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并“限于敬日（二十四日）以前在零陵附近集结完毕”，从该路军所处的位置看，它处于第一路军北面。因此，它既负有监督刘建绪部“追剿”红军之责，又有与第一路军共同堵击去湘西途中的红军的任务。

    第三路军是中央军周浑元所部的四个师，速向道县前进，并“限于养日（二十二日）全部到道县，尔后与第一、二及桂军联络截击窜匪”。自然，它主要防止红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重新折回江西。

    第四路军李云杰所部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其任务与第三路军大致相同。

    第五路军李韫珩所部位于湘、粤、桂交界处，因此令其“所部与第四路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中央最高“三人团”研究了敌人在潇水、湘江未来的兵力部署之后，认为他们最早在二十二日才能陆续进入阵地。如果我红军在此之前攻占潇水之滨的重要渡口道县，是有时间涉过潇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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