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祥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卖国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卖国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霖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日本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霖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日本,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舆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舆的评价,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祺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祺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小。段祺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祺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祺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祺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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