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九十七）改变历史的刺杀

措施则要严密得多。拉特瑙被刺后不到五天，新的措施就出台开始实施。德国安全部门加派一辆汽车来护卫希特勒的专车，首相府的安全保卫也得到了彻底重组。所有向部长邮寄恐吓信或者诽谤信的人都会遭到警察的调查。任何威胁都会得到认真对待。

    由于这些措施，希特勒被任命为首相前很多的刺杀阴谋被发现了。1922年冬，一个来自德累斯顿市名叫维利?舒尔策的商人被发现拥有两把手枪。他供认想要借此刺杀德国当时的首相维尔特。几年以后，在1931年，一个寄给首相布吕宁的简陋的爆炸装置被安全保卫人员截获。第二年，一个女刺客在首相府大楼内被捕获，当时她持有一把28厘米长的匕首。尽管安全保卫体系得到了改进，这个女刺客还是从侧门混进了大楼，直到上了三楼她才被捕获。改进后的安全保卫体系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这个安全保卫体系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深陷暴力之中的人来说，对自身所处危险拥有灵敏的嗅觉或许也就不足为奇。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一刻，希特勒就意识到他需要一支绝对忠诚的卫队，一群“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和自己亲兄弟翻脸的忠诚卫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招募了一些精干人员充当司机、警卫和私人总管。这就是冲锋队。尽管冲锋队全方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但是希特勒的贴身侍卫还是由一小组他所信任的人担任。其中包括前摔跤手乌尔里希?格拉夫，他担任希特勒的保镖；制表匠出身的埃米尔?莫里斯是自由军团退役老兵，负责为希特勒开车；干过马匹交易和兼职皮条客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成了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侍卫尤利乌斯?绍布和副官威廉?布吕克纳。起初，由这些人负责希特勒参加公开活动以及演讲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形成了保卫希特勒安全最核心的圈子。

    在危机四伏的那些年，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体系得到了重组。成立了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警卫队——战旗护卫队。其人员都是从冲锋队中招募而来，他们被要求发誓保护希特勒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危险。然而当战旗护卫队沦为冲锋队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时，又组建成立了一支新的卫队——希特勒护卫队。希特勒护卫队的人数在一百名左右，其核心成员仍是那些与希特勒熟识的非职业保镖，希特勒后来又重新成立了国社党和冲锋队。护卫队也得以重建。重新招募的卫队刚开始仍以最初的名字——战旗护卫队来命名，后来改为党卫军。党卫军与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经受艰苦训练。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国社党员”才会被考虑。他们必须要高效率工作，足智多谋，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希特勒。他们不参加政治讨论，但是要出席发布政治命令的会议。他们被禁止在党的活动上吸烟，如果没有命令，也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忠诚即荣誉”，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出现，党卫军仍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重要的组织。1928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负责党卫军的日常运作；一年后，他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帝国党卫军元首。在他的管理下，党卫军扩大了规模，纪律比以前更为严明，党卫军对希特勒毋庸置疑的忠诚也再一次被大肆渲染。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把他的极端信条灌输给党卫军的成员。他曾经夸耀：“如果希特勒命令我枪杀自己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并且为他的信任而自豪。”

    之后，随着冲锋队力量的消退，党卫军全权负责希特勒的安全。他们是不二人选。相应地，希特勒新的保镖也全部从党卫军中选出。第一任指挥官叫泽普?迪特里希,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他是自由军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随着德国政治升温，暴力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必须做好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工作。1932年2月，迪特里希奉命为希特勒组建一支全天候的保卫队，于是党卫军护卫队成立了。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支部队：

    “他们属于长相英俊、体魄强健标准德国人的典范。穿着笔挺黑色制服，外面套着带拉链的摩托车罩衫……戴着飞行员头盔，配备左轮手枪和马鞭，看起来如同火星人一般。”

    在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护卫队最初只有12个人。在那年混乱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一直护卫着希特勒。1932年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埃尔宾镇竞选，随行人员中了共有党抗议者的伏击。正当希特勒的司机猛打方向盘，逃脱这伙暴徒时，身穿皮衣的保镖跳出了轿车，他们挥着橡皮警棍、黑色金属大棒朝袭击者冲去，成功的保护了希特勒。

    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安全措施更加规范。从1931年起，他就住在称之为“褐色大厦”的楼房里——这是一座漂亮的三层宫殿，曾是意大利驻巴伐利亚皇朝使节的住所。警卫从党卫军调来,实行三班制，每班17人，至少有10人在楼内站岗，另外6人分别在入口、地面和周围守卫。来客只有获得有效通行证才能进入楼内。

    但是慕尼黑的安全警卫是否有效仍让人怀疑。首先，1933年之前，哨兵严禁携带武器。除此之外，已制定的安全措施似乎也未能一直严格执行。据一位来访的英国人回忆，他只是受到哨兵训斥，被告诫不要在屋外人行道上走动，却只字未提进入楼内安全程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希特勒1932年采取的安全措施与1923年所采用的大体相同。他拥有一支任他调遣、舍身忘己、忠心不二的护卫队，但其工作效率却让人怀疑。

    要创造一套保卫希特勒的可靠安全机制，首先得解决来自于希特勒本人的问题。希特勒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一方面，他为自己凶多吉少的命运所困扰，备受煎熬。他视自己为“命运之人”，是使德国走出被奴役状态的领导者。而羸弱的体质又让他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他一直抱怨自己百病缠身：耳鸣，周期性偏头痛，失眠，湿疹，胃痛，肠胃胀气和牙龈出血。除此之外，他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此外，希特勒还先入为主地持有一种想法，即他可能会死于暗杀。结果，一如他时刻向警卫们灌输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他对保安措施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求这些措施时刻得以更新、得到加强。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携带手枪，而且他的贴身保镖和助手也无一例外地全副武装。

    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身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暴力、最具攻击性运动的领袖，他自然成为对手的死敌。在竞选活动中，不管是在充满敌意的听众面前演讲，或只是在前往参加政治活动的旅途中，他常常与袭击他的人相遇。尽管希特勒对安全细节万般考虑，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他的保镖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的“宿命论”使他把数次死里逃生归于“纯属偶然，与警卫力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