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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苏维埃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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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不走这位希特勒先生设计的道路,也许是好事。”杨朔铭忽然说道,“对这个世界,也许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话,周冠笙、水井、“降龙”、江雪莹等人都显得有些惊奇。

    “那就是说,瀚之是不希望咱们中国,也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过来杨朔铭的意思,笑着说道。

    江雪莹看着杨朔铭,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国内最近关于“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影响,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萧条”不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对于中国出现的“经济阵痛”,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适的论战再次开始,最后集中到了“民主”与“独裁”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论战上来。

    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撰文认为,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市是**的,省也是**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区域行到另一个**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来取消这一些小**。大**势必取消各地小**,不然,大**就不能存在。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如有地方军阀试图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

    丁文江也认可蒋廷黻的观点,他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说过,‘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丁文江这番话,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蒋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则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才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对于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对于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进步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在蒋廷黻钱端升等“独裁救国论”者的文章出炉之后,“民主救国论”者的主将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称“**武力统治没有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之路。”

    与蒋廷黻、钱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即“中心势力”的五项原则。常氏认为:“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象普鲁士,撒丁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治,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治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燕生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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