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哈哈哈哈......”
......
“要叫汉人做他们的狗?既然如此,这个曾头市,我要了!”
桌边,杨帆嘴角微微上扬,冷哼一声,提笔蕉了下墨,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道:
“黄雀计划......”
……
雍翠园会客厅。
前两天刚刚拟了个“黄雀计划”的杨帆,此时仿佛真有种身处“雀巢”的感觉。只是自己不是“雀”,而是“鸠”,鸠占雀巢......
杜百川,看上去身材矮瘦,而一身绸布长袍却明显肥松,看来回到东平还未来得及置身新装,所以只好穿了先前做员外时的衣服,只是担了那“军粮误期”的罪名,发送到沧州半年有余,此时已经“衣带渐宽”了。
杜泽生情况要好上一些,若不注意他那黝黑的肤色、满是老茧的双手,倒看不出吃了多少苦,经此一劫,他的身体反而精壮了许多。
杜百川、杜泽生父子,外加董平、杜月容夫妇,对于眼前这个占了自己巢穴的“斑鸠”却毫无半点怨恨——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恭恭敬敬地向这“斑鸠”跪行大礼:
“......大人救命之恩,杜家上下,无以为报,此生甘做犬马,为大人效劳......”
杨帆受了这一大礼,扶起杜百川让到客厅上首坐位,又将其余三人也劝着坐下,才换了话题,询问些杜家原先的生意情况。
原来这杜家各类生意多有涉猎,什么丝绸、瓷器、粮食、茶业、药材,甚至是矿产、盐酒等朝庭专营的生意也私下里跑过不少;杜家生意范围极广,大宋南北东西、辽国、高丽,甚至更远的地方,均曾留下足迹......
其实,单看这宅子,杨帆也知道杜家原先的生意必然做的很大,如此一问,更是放心。而且从“军粮误期”案来看,杜家只是单纯的商家,与朝庭那些掌权的大族并无多少瓜葛,生意能做到这种地步,实属难得,也更能表现出杜百川父子的才能、人脉。
他们,应该是自己需要的人才。
于是,杨帆也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自己在京东之地经商的构想,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愿望。至于薪水......杜家原是不要的,名义上两人仍是杨帆调往东平协助自己的军士,无奈杨帆坚持要签契约,工钱、提成分文不少,否则宁可去用别人,杜家四人感激涕零之余,也就答应了。
其实,杨帆何尝不是他们需要的人?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一贯奉行的基本国策。从商鞅变法开始,历朝历代统治者均有对商人进行抑制和打击的政策。像秦朝将商人充征或戍边,汉武帝打击商人势力的“算缗令”、“告缗令”,隋唐时期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等规定,都使商人遭受到莫大的抑制和摧残。“农本工商末”,在世人的心目中,商贾所从事的商业乃是君子所鄙视的职业,商人乃“四民”之末,地位名义上甚至不如躬耕的农民。
及至宋朝情况有所有所改观。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惠商、恤商措施。诸如:“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诏诸州勿得苛留行旅赍装,除货币当输算外,不得辄发箧搜索”等等。
这些惠商、恤商政策,不仅促进了宋朝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人经济观念的转变和重商思想的形成。商业不再是贱业、商人不再是贱民,便连士大夫阶层,也纷纷丛商。“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便是时人对士大夫们丛商情况的描述。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
统治阶层重商进而丛商,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据杨帆所知,此时朝庭的收入将近七成来自商业,这虽然与士大夫阶层兼并土地过多、农税相应减少有关,但比起前朝历代,从经济总量来看,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杨帆曾想,如果没有外族入侵,生产力再进一步发展,土地、粮食不再成为制约国民生存的命门,多少年后,宋朝会不会来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
而另一方面,士大夫们纷纷丛商,却也破坏了商业自由竞争的秩序,官商勾结、恶性竞争在此时已经是一种常态,杜家的破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而此时的商人想方设法向官场靠笼,有的出资私塾,让族上有资质的子弟通过科考进入官场,有的捐出巨资、打通关系,买个官做,还有的择机演一出“榜下捉婿”的戏码,来个官商联姻......总之是挤破头的去找官场的靠山。
时事如此,莫说杜家现已破产,就是生意兴隆之时,杨帆这根大腿,他们岂会不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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