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朋友一起对着真理,把应该流的泪都流光,看看到底是谁得罪了真理和信仰。
这种想像是很可笑的,陈松奇早就把这个傻瓜忘了。母亲说,你就一厢情愿吧!只有你这个傻瓜才会这样想,人家现在当了更大的官,而你呢,自从解放以后,你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干越退步。父亲的确是这样,后来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副校长是不能做了,一直当一个普通的教授。
母亲和父亲正式的感情破裂源于母亲这句致命的话。为了这句话,父亲当场和母亲扭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听到这话后会突然发狂,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恐怖的画面——他像一条疯狗一样冲上去把母亲打翻在地,两人在地板上滚动,撕扯着对方的衣服。
可怜的母亲到打完架还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父亲。渐渐我们了解到,父亲并不是因为母亲说他无能,他才不怕别人说他无能。真正的原因竟然是母亲说陈松奇的坏话让他发疯,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她说出了父亲和陈松奇关系的真相:这两个人根本上从来就不是朋友,也就是说,父亲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有人都不是他的朋友。
父亲被迫看到了某种真相,他绝望了,所以突然间一反常态,完全背离他本人平常的性情,疯狂发作,歇斯底里像野兽一样,因为母亲说出了那个他不愿意承认的真相。
母亲流着泪说,铁山,你不要这样打我,我说对了,是不是?所以你受不了了,你就打我,是不是?
父亲失声痛哭。
事实上母亲在解放初期已经领教过父亲发疯的行为,但只有一两次。可这回不一样,好像开出一个破口,从这件事之后,父亲变得极其脆弱,只要一提到他和陈松奇的事,他就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变得歇斯底里,把饭桌掀翻,甚至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可在平时,父亲是老实平和的,经常帮母亲洗菜,也很爱我们。那天,他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后,他自己非常难过,一把抱起母亲冲到医疗室。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脸上没有留下伤痕。
你爸疯了。母亲对我说,他得了一种怪病。
父亲的解释与此不同,他对我说,你母亲不应该讥讽我,更不应该嘲笑他(指陈松奇),谁都可以笑我们,她不能。她这样做让我伤心,她忘记了她是因为什么才和我走到一起的,她怎么能这样说呢?即使陈松奇是坏蛋,她怎么能笑呢?她难道不应该哭吗?发生了这件让他如此痛彻心扉的事情,哀哭都来不及,可是她居然笑得出来。
我意识到,父亲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事实上,粗陋的父亲没有发现,母亲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对他的主义渐渐失去了信心,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式发生的,所以父亲没有察觉。母亲根本不去再看任何这方面的书,除了单位要写学习心得。她重新开始阅读圣经,就是阿尔伯特给她留下的那本旧约。也就是说,在跟随铁山十二年后,母亲重新走回自己原先的信仰。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连伊利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空洞的心中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自己祖先的那片家园,那是一片被称为迦南美地的地方,上面流着奶和蜜。每当伊利亚心中如风一样掠过空虚时,她就会打开旧约的诗篇,然后她的心很快就得到抚慰,因为诗篇说,它的杖,它的竿都安慰她。母亲先是以教我诗篇为由,开始天天读旧约,我跟着背熟了几乎所有诗篇和一部分箴言。
父亲在不久后发现了这一秘密,他和母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冲突。他把母亲的旧约夺下来丢到地上,用脚去踩。我看见父亲在一瞬间变成了恶魔,他揪住母亲的头发在地上拖,母亲的一大片头发就这样落下来,一小块头皮脱落,血滴在地上。父亲完全失去了理智,用手在母亲身上乱抓,母亲的肩上和脸上都留下了血痕。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父亲却哭了。母亲自己换下了被父亲扯破的裤子,她白白的臀
部都露出来了。这是我看到最可怕的一幕:母亲一滴泪也不掉,自己冷静地换下衣裤,父亲却因为自己的行为哭泣,他跪在地上请求母亲原谅。母亲冷冷地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对着人下跪,你的膝盖怎么这么软呢?父亲神经质地夺过母亲的破裤子,他要自己动手,为妻子补裤子。他的手哆嗦着,下巴也颤抖着,眼神是直的。
我发现,父亲真的可能是有神经症人格的人。他在后来的几年里经常突如其来地痛打母亲,践踏旧约,可是他会在几秒钟后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他抱住母亲,还从地上拾起圣经,亲吻它的封面,对母亲说他对不起她,说他再也不会这样干了。他不停地发疯,又不停地忏悔,反复无常。终于,母亲对他的爱渐渐淡漠了。
你爸爸是个好人。母亲对我说,但他好像坏了,是的,他像一台机器一样,坏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坏了,也没人能修理他。
可是,四十年后,当父亲躺在协和医院行将死去时,他对我揭示的是另一个答案:我当时的确疯了,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的左边是一群假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信仰;我的右边,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妻子,也离开了我的信念,她有了她自己的信仰。我问你,如果我左边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我右边人的信仰是真的信仰,那我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父亲疯狂的真实原因。他好像同时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左手没有了,右手也没有了。
我是铁红,我目睹着这一切的发展,1966年,我读中学。在这十年中,我父母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们在相爱近二十年后,突然发现两个人变回了自己原先的那个人,互不相干了。母亲天天读圣经旧约,夜夜祷告,成为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宗教徒。这真是一个讽刺,当年阿尔伯特千方百计要让母亲回到犹太教,却毫无效果,现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父亲却在这十年间突然变得激进起来,文革开始后,大中学生上街闹革命,父亲有一天回家,突然给我带回一套红卫兵的军装、袖章、皮带,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母亲当场反对,两人发生了对殴。
我相信这是十年后这两个人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从卧室打到厨房,两个人打得浑身是血,我怎么掰也掰不开。我哭肿了眼睛,我这才知道,两个好人的仇恨竟是那么深,比仇敌的仇恨还更深。
我把母亲送到医院,她被打断了一根锁骨,还有多处挫裂伤。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没有松开。她看了一夜的天花板,说,拉结。她叫了我的犹太名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上街吗?因为我想起了卡尔。
那一夜,母亲萌动了回以色列的念头。
父亲在那次对殴后,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母亲和他分居了,他只好一个人缩在他的办公室里,整天抱着个酒瓶。他一喝醉酒就在操场奔跑,有一次他竟然脱光了衣服在操场上跑,被保卫人员送回到家里。他胆怯地望着母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
我哭了,走过去,他抱住我,颤抖的嘴唇上沾着葱花,说,铁红,不能失去斗志。
一个月后,母亲和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在办公室里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抱住母亲不让她离开,他的胳膊像钢筋一样死死搂住母亲,直到保卫人员把他胳膊掰开。
我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三个月,我的母亲终于达成她的心愿,带着我回到了以色列。她把可怜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留给了父亲。临走的前一天,母亲把父亲的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到家里,她把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整理好,连父亲书房中的书都摆得整整齐齐。
她把阿尔伯特送她的那本旧约留在了书桌上。
那一晚,母亲恸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