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我和母亲伊利亚于1967年回到以色列。在到以色列之前，母亲带着我先抵达了德国的西柏林，她要看一看自己的家乡，以及她熟悉的街道，她要祭奠自己的父母亲。

    但我知道她想见的是谁。虽然卡尔后来参加了德国军队，但伊利亚永远把他当成一个初恋情人来看待，在卡尔身上，有着伊利亚对理想的全部盼望，虽然它熄灭了。后来，伊利亚的理想投注在另一个男人身上，就是铁山，现在，它也熄灭了。

    在整个海上行程中，母亲的情绪显然越来越缥渺，她长时间地望着舷窗外。我想，她是在回忆往事，她一定想起了卡尔，还有阿尔伯特，当然，她也一定会想念我的父亲铁山。这三个男人都是好男人，至少他们是有理想的，只是卡尔走错了道路。现在母亲最想见的还是卡尔，只有他音讯全无。她最担心的结果是，他在战场上战死了。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西柏林。玫瑰街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条咖啡街，她的家和阿尔伯特的家也不复存在。伊利亚想起了死去的父母，流下了眼泪。她在她家和阿尔伯特家的旧址上，献上了两束鲜花。

    伊利亚通过一个少年好友才打听到了卡尔的消息，他没有死，他参加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差点儿没冻死，右脚的四个脚趾和左脚的整个脚掌都被冻坏，最后只有截肢。好友说，现在卡尔在一家残疾人福利工厂工作，住在东区12街。

    那天傍晚，我们见到了卡尔。他刚下班，拄着一根拐杖，吃力地将一袋苹果提上楼。母亲帮他提上楼，他说谢谢。母亲问他，你认识我吗？卡尔。他愣住了，直直地看着母亲。

    卡尔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里显然没有女主人，屋里乱得不能再乱。卡尔变得沉默寡言，他对伊利亚的突然造访十分吃惊，但似乎并没有多少谈话的欲望，他甚至没有问伊利亚这几十年在哪里，情况怎样。这不禁让伊利亚感到失望。

    伊利亚只好自己把情况说了一遍。卡尔说，谢谢你来看我。

    卡尔说他现在是一名玩具厂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神飘忽不定，四下看来看去，好像在回避伊利亚的目光。我发现他很是注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女儿拉结。母亲说。

    他立刻把目光移开。他起身倒水，好像要倒给自己喝，顿了一下，他倒了两杯水给我们。伊利亚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卡尔呆了一下，说，瘸子不结婚。

    伊利亚在他家里看不到多少与往事有关的东西，只有一个旧军用水壶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他和施腾贝格教授的合影。

    你不问问阿尔伯特吗？伊利亚说。

    他怎么样？卡尔问道。

    他已经回以色列了。伊利亚说，我也马上要回去。

    卡尔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淡漠，他开始打呵欠。我觉得他太过分了，母亲专程绕道德国来看他，他就这样接待我母亲。

    母亲突然意识到，她和卡尔实质的区别:她是犹太人，而卡尔是曾屠杀过犹太人的德军一员。母亲的幻想气质让她常常忽略现实处境，她没想过她来看卡尔，她在地下的父母会怎么想。

    伊利亚问卡尔，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

    卡尔好像很烦躁，站起来走来走去，拐杖敲得木地板砰砰响。你不要问我这些鬼问题。卡尔说，我说我没杀人，你会相信吗？卡尔突然转过头对伊利亚说，可是，我没杀过一个犹太人。

    伊利亚看着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卡尔，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卡尔打断她说，可怜我吗？还是要清算我的责任？你总有一个目的吧。

    伊利亚难过得好像要哭了。我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母亲是来看望你的，不是来谴责你的。

    德国二战后向犹太人道歉，成了德国忏悔的标志。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要来谴责卡尔，但卡尔却很警惕。他直直地看着我们，突然说，可是，可是我要跟你说清楚，伊利亚，我必须对你说明白。

    伊利亚问，你要说什么呢？

    卡尔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眼神是奇怪的。也许清洗运动1是个错，我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卡尔说，让杀犹太人的人向他们下跪吧！各负其责。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才来看我，伊利亚，你是好女人，但是我要说，我不忏悔，我到现在都对这场战争不后悔，我不后悔的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正如施腾贝格教授说的，总体批判立场没有错，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另一个开端，只是我们失败了。教授是智者，我也是。别人因为什么参加战争我不知道，但我是因为我的理想，我从不怀疑自己，别把元首看成恶魔，他不是，他只是这个伟大理想的一个跛脚的实践者，就像我现在一样。这个无能之辈！我们的一切全叫他毁了。

    伊利亚听得呆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跳动，我相信在那个瞬间，她和这个男人最后一丝虚幻的联系中断了伊利亚说，你是不是要说，他们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卡尔！

    卡尔看了伊利亚一眼，说，我没有意思要顶撞你，伊利亚，是你自己要来找我的，好吧，你都看见了，这就是卡尔，让他们去下跪吧，让他们去忏悔吧，人的一生只是用来吃后悔药的吗？不，卡尔不是，卡尔永不后悔，因为卡尔从来没有为着自己可怜的面包而出卖灵魂，就像现在我家徒四壁，但我是一个精神的胜利者，过去是，现在也是，谁也别想侮辱我！

    母亲的嘴唇颤抖着。她说，我只想问一句，你觉得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吗？卡尔。

    我没那样说。卡尔说，当种族之争无可避免时，只好留下最优秀的。

    母亲终于爆发了，上前给了卡尔一个耳光，卡尔摔倒在地。他摸着脸，突然笑起来，这就是你三十年后的见面礼吗？伊利亚。死并不可怕，你们犹太人就那么怕死吗？他挣扎着从

    地上爬起来，指着墙上他父母的照片，说，我父母可不这样，他们以为我在斯大林格勒冻死了，他们摆酒庆祝，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盛宴，死，是神的意志。他们也是智者。

    母亲转身走出那幢房子。我相信这是她最绝望的一天，她来柏林是自取其辱。这不仅仅是她和卡尔的最后了断，而是那一个理想的最后了断。

    卡尔，从母亲的世界里，永远地消失了。

    我和母亲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中东战争1正如火如荼。我们在德国的时候跟阿尔伯特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耶路撒冷。阿尔伯特为我们办理定居耶路撒冷的手续。以色列政府为自愿回到家园的人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街上正在进行防空演习。我在警报的号叫声中见到了阿尔伯特叔叔。我对他完全没有记忆，但他拥抱了我，他叫我铁红。母亲对阿尔伯特说，你越变越年轻了。

    你能回来真好，伊利亚。阿尔伯特说，不过，我很想念铁山。

    我们的车在回家途中误闯演习区域，被国防军扣在那里。阿尔伯特向军人解释，说我们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犹太人，军人端详了我好一会儿，阿尔伯特说我是中犹混血儿，可是他还是看着我。我意识到，我长得不像混血儿，我看上去就是一个中国人。

    阿尔伯特住在一个普通的街区，他把我们的房子也申请到了这里，离他的房子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在他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太太张理蕙。

    张理蕙正在忙着做饭款待我们。她穿着犹太人常穿的黑大衣，一口纯正的希伯来语。母亲说，你的希伯来语讲得比我还好。阿尔伯特说，理蕙是语言天才，她现在精通中、德、英和希伯来语。现在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阿尔伯特则在一家机械厂当工程师。

    张理蕙做的是中国和犹太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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