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吕文的最后岁月

bsp;   木木只好回自己的小房间，到自己的小床上去睡觉，可是只要一合上眼睛，我的脑海里就全是与吕文有关的事情。我的耳朵边仿佛又回响起了警报声，远远地，游街示众的车队正开过来，吕文若无其事地被押在车上，这一次，木木完全看清楚了，看得十分真切，吕文突然不怀好意地对我挤了挤眼睛。车队缓缓开过去了，吕文回过头来，继续若无其事地看着木木，好像在说，这次你记住我是谁了吧。类似的情景一遍遍重复，完全和做游戏一样，这一夜对木木来说，是一种非凡的折磨。我不敢合眼，不敢关灯，甚至不敢起来上厕所。只要我眼睛一闭上，吕文就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连续四个晚上都是这样，在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课，木木却趴在课桌上，流着口水呼呼大睡。同学们一次次捉弄木木，老师一次次把木木叫醒，可是过不了多久，我又昏沉沉地趴在了课桌上。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在明亮的教室里，木木仍然会不可思议地梦到吕文。吕文懒洋洋地出现在课堂上，代替老师讲起课来。木木说，吕文，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能讲课。吕文说，谁说死人不能讲课，我告诉你木木，世界上最好的课程，都是死人讲，活人听。吕文说，什么人最后都要死的，包括你。吕文说着，跟闹着玩似的把自己的脑袋拿了下来，血淋淋地搁在讲台上。没有脑袋的身体像树桩似的站在那继续发出声音，木木情不自禁大叫起来，这一叫，人也醒了。突如其来的惨叫声，使得课堂秩序大乱，由于木木并不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顽劣孩子，老师和同学都为我的出格行为感到震惊。

    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恐怖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木木尽一切可能地避免与吕文有关的事情，同学们在一起谈话，我不敢参与，因为怕他们又在谈论怎么枪毙人。黑板报上写的报道也不敢去看，因为那上面很可能就写着吕文的名字。不仅是吕文的形象让我感到害怕，就连贴在街头枪毙人的布告，也让我不寒而栗。木木的恐惧完全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我变得孤僻和不合群，每天放学回家，为了躲开贴在戏校大院门口的那张公安局的布告，木木不惜翻越大院最西头的围墙。

    对于木木来说，最难熬过去的还是漫长的夜晚，经历了连续的四个不眠之夜，我的精神已接近崩溃，神经也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吕文的幽灵一直紧盯着我不放，我能感觉到他就在我周围游荡。到了第五天晚上，木木决定对李道始说实话，我跑到李道始的床上，钻进了他的被窝，羞羞答答地说出了自己的恐惧真相，这时候我已经顾不上面子了，这时候，有人痛骂我一顿或许反而是好事。我像一头躲进小洞里的老鼠一样，把脑袋完全藏在被窝里。木木以为李道始会毫不留情地笑话，没想到他却怪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自己的心思说出来。我们对这世界上究竟是否存在着鬼的说法，进行了一番小心翼翼地讨论，最后却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李道始搂着浑身正在打颤的木木，说你还是小孩子，是小孩子当然就会害怕。李道始说他第一次看见枪毙人，看的时候因为人多，一哄而上，大家都去看尸体，只看见脑浆溅得到处都是，当时也没觉得什么，事后却是许多天不敢睡觉，一闭上眼睛就是白糊糊的脑浆。

    “儿子，爸爸那时候都二十多岁了，还不是一样怕。我告诉你，爸爸差点吓得要尿裤子。”

    那天晚上，枕着李道始的胳膊，木木睡得非常香甜，非常踏实，像死过去一样。没有梦，没有梦中的惊叫，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这一觉，让我紧张的神经彻底松弛，那些千奇百怪的幻觉也不复存在。第二天，一切便恢复正常，一切都和过去差不多。不能说恐惧一点都没有了，但是，剩下的那一点点，木木发现自己已完全可以承受。我发现自己已完全能对付那些事情，现在，木木可以坦然地从公安局贴出的那张布告下走过，可以坦然地去研究那些打了红叉的人名，可以平心静气地回想吕文。

    为张小燕举办的学习班，属于日托性质，早出晚归，跟上班差不多。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居委会便派一个大妈来接张小燕，到了中午，由戏校的食堂为学习班的人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晚上天黑前，再将张小燕送回家，交给她的父母严加看管。据说居委会办学习班的热情所以高涨，与这顿免费的午餐有关，大妈们闲着也是闲着。张小燕的脾气仍然很坏，根本不把居委会的大妈放在眼里。即使是办她的学习班，还是跟谁都敢吵架。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让她交待一个坏男人出来，她就是不交待，别人拿她毫无办法。

    张小燕在居委会大妈的陪同下，去全市最大的一家妇幼保健医院流了产。从手术室出来，经过接产室的时候，传来一阵新生儿的哭声，张小燕停下来，听了一会儿，然后自己也像死了爹娘一样地在过道里痛哭起来。居委会的大妈想安慰她，她恶狠狠地说：

    “我哭我的，关你什么屁事！”

    说完，张小燕继续嚎丧，声音大得很多人都围着她。她从来也没有这么悲伤过，也从来没有这么悲愤过。有一种说法，张小燕忽发奇想将张继庆供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后果的严重性，她只是因为忍受不了张继庆的唠叨，才不计后果地将继父送去做牢。无论是戏校的工宣队，还是居委会的老大妈，都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这就是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张小燕身后的坏人。他们让张小燕相信，她只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受蒙骗的觉悟不高的革命群众。只要张小燕愿意幡然悔悟，反戈一击，就一定能将隐藏在她身后的阶级敌人绳之以法。张小燕的手上现在有一把锋利的钢刀，她想要捅谁就可以捅谁。

    张小燕当时最简单朴素的念头，就是不让张素芹的阴谋诡计得逞。凡是张素芹拥护的，张小燕就要反对，凡是张素芹反对的，张小燕就要拥护。马延龄在关键时刻，总是显得不像男人，他先是躲着不敢再见已经怀孕的张小燕，到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眼见着事情就要败露，又厚着脸皮来求她。马延龄神色恐怖地告诉张小燕，如果她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那么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肯定要因为这件事被送去劳教。

    “我老婆这一次肯定不会放过我，”马延龄非常沮丧地看着张小燕，情绪显得很恍惚“张素芹做梦都想让我去吃官司。”

    张小燕很少去想自己和马延龄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只是喜欢马延龄，全心全意地喜欢，只是憎恨张素芹，全心全意地憎恨。张小燕没有把马延龄送去坐牢，完全是不愿意让张素芹的阴谋得逞。张小燕那一段的心情特别不好，脾气极为恶劣。在学习班，她没完没了地忍受居委会大妈的说教，忍受刘师傅的诱供，晚上回到家中，还要继续听张继庆的唠叨。对于张小燕来说，张继庆的唠叨更恐怖，因为他成天和死人打交道，唠叨起来，根本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听，根本不考虑人家是不是想听。张小燕终于忍无可忍。

    张小燕的情绪变得异常恶劣，常常回家晚饭也不吃，脚也不洗，板着脸就直接上床。张继庆为张小燕的道德败坏感到非常愤怒，他一改以往话不多的习惯，只要一看到张小燕，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地数落。在那些日子里，从张小燕进门开始，一直到她睡着为止，他每个晚上所唠叨的话，要比过去对张小燕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要多。张继庆没完没了，废话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源源不断。他用世界上最歹毒的话进行诅咒，不止一次地向送她回来的学习班的人抱怨，说干什么还要把她送回来，说对付张小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送去劳动教养。张继庆说，他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了，把她当凤凰一样地养着，临了却变成了一头狐狸。栽什么树苗，开什么花，撒什么种子，结什么瓜，天生的狐狸精，怎么管教也没有用。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张继庆不仅数落张小燕，附带着连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和妹妹张小蝶一起痛骂。

    张继庆在别人眼里，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想到他是一个成天与死人打交道的人，别人见到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大家都不爱搭理他，他也就不爱理睬别人。即使是在家里，张继庆也更像是个哑巴。然而哑巴一旦开口，本来已经习惯他的人，一个个都忍受不了。在张小燕的记忆中，汤若冰动不动就生病，不是胃疼，就是肚子疼，她的手成天在为自己按摩，不是护胃，就是揉肚子。多少年以后，张小燕与自己的妹妹张小蝶谈起她们的母亲，坚信汤若冰很可能不愿意与张继庆过正常的性生活。汤若冰只是迫于无奈，才嫁给张继庆，张小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母亲是因为不愿意与张继庆做ài，才凭空捏造出了胃疼和肚子疼的借口。

    戏校大院中，有许多人都相信张继庆会对张小燕做出那种事情。大家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家。他们家任何一样看上去有点像样的东西，人们都怀疑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汤若冰总是偷偷地送东西到信托商店去卖，什么样的玩意都有，从各种各样的小首饰，到半新不旧的皮鞋，从假的发套，到镶着金边的眼镜。有一次，有人在旧货店里看见一架老式的望远镜，因为恋旧，便买了回去，就是那种拿破仑时代用的可以伸缩的单筒望远镜，拿回家以后，发现与自己老父亲同时火化的那个望远镜一模一样，连最明显的一个记号也是丝毫不差。人们相信这一家人的品行都有问题，对张小燕的学习班不可能无限期地办下去，既然张小燕执意要保护马延龄，就让张继庆做个垫背的拉倒。

    在张继庆服刑的第二年冬天，汤若冰发病送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星期就一命呜呼，一种说法是她被张小燕活活气死的，另一种说法是她早就得了不治之症。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张小燕带着妹妹张小蝶去劳改农场探望张继庆，向他报告母亲去世的消息，并捎去了两条香烟。此时张小燕与过去相比，成熟了许多，衣着也是当时最时髦的。张继庆没想到张小燕会去看她，板着脸不与她说话。听说妻子已经病故，张继庆的眼圈红了，鼻子抽了几下，挥挥手，让张小燕姐妹离去。

    张小燕说：“我都来看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张继庆不吭声，仍然气鼓鼓的。

    张小燕发现他不愿意理睬自己，脸涨得通红，说：“你要是真不说话，我们走了。”

    张继庆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他看着又长高了许多的小女儿张小蝶，对张小燕说：“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求你一件事，不要把你妹妹带坏了。”

    吕文的最后岁月永远都是个谜。我曾经很努力地想把吕文的事情想明白，可是终于还是没有弄明白。七十年代初期那个初冬的日子里，吕文是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到八十年代初期，吕文又成了与“四人帮”斗争的英雄。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报刊上，不时地有记者进入戏校大院，对吕文的事迹进行采访，听目击者复述他被逮捕前后的情况。为此还投拍了一部电影，由于政审的原因，影片拖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公映，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商业时代，时过境迁，什么都讲究经济效益，结果这电影的票房一塌糊涂，偌大的一个电影院，只有几个人去看，看了都说不好，不熟悉历史的人，看了不明白怎么一回事，熟悉当时情形的人，又觉得这片子根本不真实，不是美化就是丑化。

    吕文当年被枪毙的直接罪名，是给省革委会写了两封匿名信。关于这两封信的内容，有许多种说法，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罪状，一是质疑林副主席为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在程序上是否合法，二是认为毛主席制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不是历史进步，而是历史倒退。这两条不是罪状的罪状，在当时任何一条都足以要吕文的小命。吕文被抓不久，有关的罪行要点就公布了出来。为了肃清其反动影响，吕文被枪毙的半个月以后，在戏校的家属大院中，曾召开过近乎鞭尸的大批判会，居委会的大妈义愤填膺地带头发言。公安人员在批判会上就吕文的犯罪要点，做了近乎神秘的说明：

    “吕文的思想实在太反动了，为了避免坏的影响，他的反动观点不能再重复，反正他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

    吕文被逮捕的当天，从七爷的天花板上，公安人员搜到了两本笔记本，厚厚的笔记本上，记载了大量的所谓反动言论。公安人员还赶到吕武插队的地方，对他的住处进行突击搜查，想发现吕文会不会有什么反动罪证藏在弟弟那里。根据后人写的回忆资料，吕文虽然毕业于数学系，但是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一位当年曾经与他一起坐过牢的难友回忆说，大家给吕文起的绰号叫费尔巴哈，因为他动不动就是费尔巴哈长，费尔巴哈短。吕文常常喜欢提到费尔巴哈，他告诉大家，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来自费尔巴哈。吕文另一个让人敬佩不已的奇异之处，是他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马克思的资本论，审讯人员常被他弄得狼狈不堪，因为审讯的时候，别人以为又抓住了他的一个错误观点，穷打猛追，使劲批判，到最后谜底揭开了，却是马克思他老人家的原话。

    吕文曾经是所有戏校大院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由于年龄的差异，和吕武受到大家的爱戴不一样，吕文从来就不是孩子王。他高高在上，根本就不屑与我们这帮小孩子来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吕文已经是名牌大学快毕业的学生，有一段时候，他是全市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目之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非常引人注目。孩子们通常以一种崇敬心情，像仰望英雄一样看待吕文。记得那时候大家都穿军装，各种布料仿制的军服，黄不黄绿不绿，颜色都很怪异，惟独吕文穿的那身旧军呢制服显得非常精神，这呢制服是吕校长转业前穿的，穿了这身制服，一看就知道他是军官子弟。

    我因为住在七爷家，和大院的其他孩子相比，有比别人更多的接触吕文的机会。木木和吕文在一起吃过很多次饭，在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吕文一向来去匆匆，在七爷这里胡乱吃些东西，然后倒头呼呼大睡，然后人就没有了踪影。他始终显得很忙乱，仿佛有许多国家大事，都急等着他去处理。如果木木还能记住他对自己的关心的话，仅有的一次，是他郑重其事地关照弟弟吕武，不允许他以大欺小，欺负木木：

    “大欺小，就和富人欺负穷人一样，是不对的，你听见没有。”

    在那段峥嵘岁月里，吕文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红袖标，他在许多造反派组织中挂名。当时动不动就是革命的大串联，造反派组织像玩扑克牌一样改组，分化，然后再大联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吕文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领袖级的人物，在全市的红卫兵大联合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到处演讲，宣传中央文革的最新指示，分析革命形势，介绍斗争经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吕文的名字曾经是最好的金字招牌，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到什么地方都让人们奔走相告。他的名字曾经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在一些场合，只要登高一呼，说吕文同志怎么怎么指示的，立刻就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跟着行动。

    木木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吕文为什么突然会变得意志消沉，他呼风唤雨，扬眉吐气大出风头，突然开始远离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突然之间，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开始闭门思过，开始用功读起书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历史有时候是越想越摸不着头脑，越深究越混乱，越琢磨越弄不明白。有一种说法，是他厌倦了武斗，因为他领导的红卫兵组织，在这个城市中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有一种说法是吕文深深地陷入到了爱情之中，他爱上了中央某位高级首长的女儿，这时候，身居高位的首长已经被打倒了，首长的千金自然就处于落难之中。

    吕文究竟有没有和这位姑娘谈过恋爱，仍然是个谜，他们是在串联时认识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这位姑娘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是著名的女打手之一。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她曾经很荣幸地站在他老人家身边，随着父亲的被打倒，姑娘从天堂一下子跌到了地狱。木木印象最深的，是这姑娘有一双非常忧郁的大眼睛，她显然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冒冒失失一身污垢地跑来了，然后就在七爷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这是非常甜蜜的一个星期。吕文那些天几乎不睡觉，一天到晚都在陪姑娘聊天。他们没完没了地说着，没有白天和黑夜。木木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在聊天，木木玩了大半天回来吃饭了，他们还在聊天。吃饭的时候聊，吃完饭还是聊，木木睡觉的时候，他们在聊，木木醒过来的时候，他们仍然在聊。天知道他们有多少话要说，天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断断续续在七爷那里住了也有好几年，记忆中，这是吕文惟一一次在家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吕文永远是匆匆过客，永远风尘仆仆，刚急急忙忙照了个面，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这一次，吕文和那姑娘仿佛置身于喧嚣的尘世之外，他们与周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毫无关系。

    这一个星期显得非常漫长，这一个星期给木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木木远远地看着这个后来值得回味的爱情故事。那姑娘也许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是吕文对她已经完全入了迷，他源源不断地说着，口若悬河。吕文后来如何发愤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如何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如何给省革命委员会写匿名信，如何在信中阐述他思考的问题，如何智斗审讯他的人，如何在监狱里英勇不屈，如何坦然地走向刑场，所有这些，木木都是从别人写的文章中看到的，都是间接的印象。我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转述吕文的故事，其实，在吕文的最后岁月里，木木能清晰记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他面无表情地被押往刑场，还有就是和那姑娘的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