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包

    一九七八年八月，经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推荐，我到新华书店储运公司做临时工。同来的男女青年十几号人，有返京的知青，也有应届的高中生，比如我；年龄十八到三十不等，每个人的脸上充满着期待和疑惑。

    负责招工的部门是政治部，主任崔邱明，副主任付文亮，另外还有马敬芝和李惠堂。记得那天清早，我们聚在礼士路的公司门口，看着一辆辆载满图书的大车进进出出。传达室边的收书组有人排队等待验书。

    李惠堂出来招呼，把我们带进公司的办公楼里。政治部在二层，阴面，房间窄小，我们一堆人只好立在门边。付文亮面脸堆笑，介绍说：公司是文化企业，党的宣传机构，历史光荣，责任重大，工作艰苦，眼下需要人手；大家好好干，这个单位很有前途。他语速迟缓，结巴，蛮和蔼的。

    不一会儿，各部门争吵着来抢人。我被分配到运输科托运组。组长宋瑞途手里捏着厚厚一打运单，矮个，驼背，走路像赶三关；匆忙把我带到八库，说工作是分包，把我交给这里的两位师傅刘森和李友仁，又匆忙离开。还有一位师傅叫郭连富，负责调台。库内一派繁忙，打包机霹雳巴拉的响，到处堆满了书。

    刘森好像是这儿的头，放下手中的分包车，解下围裙，引我到休息室。里面简陋不堪，两个书台搭成的床，上面垫满包装纸；一张旧方桌，身材特别矮小的柳桂琴正在那里写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票上填写重量。刘森介绍完，我俩彼此对视，点头，算相识。“给”刘森取出一副手套递给我“你先跟着李友仁师傅一起干吧。”

    分包，看似就是分拣货物，严格说，是将捆成运输包件的图书，按照标签（贴头）写明的收货人分拣，存放，待运。当时，四号库、七号库、八号库、九号库和十号库同时承担发货任务，那个库都有分包的活儿。八库负责安徽、浙江、江苏和山东四个大省的发货，收货人多达六七百家，有些还要经过中转，甚至邮寄。场地异常紧张，院外也堆满了待运的图书。公司发货的“解放”和装订厂送书的车时常拥堵在一起。

    分包场地几乎占去半拉库房。货位狭窄，也就一人宽吧，多的数不清楚；有的存放一二十件，有的三四百件，山一样高。跟着友仁师傅，推着满车的包件库房里奔跑，他把货放哪儿我就学着放哪儿，用心记住货位。包件不停地产出，我们一车车分拣下去，好像除了午饭时能够喘气，几乎不得消停。李友仁概括：咱这活这一天下来，走路颐和园来回不成问题，过手的书少说也有十吨！也许是工作新鲜，也许是年轻力壮，也许大家都这样累，那时我并不感觉辛苦。

    这活听着简单，出彩并不容易。先是不能压货。分包车就那么几辆，手头稍有停顿，车就轮转不开。影响到包捆用车，打包的师父们难惹，不是起哄，就是喊娘，猴急。那会儿的情景就是这样：每个工序都在赶活儿，我们当然不能示弱。

    其次，分包讲求质量。分拣的包件要准确，码放要整齐、牢固，贴头一律朝外，为下道工序创造条件。我说的下道工序是指对货贴签，干这活的人有大张俊荣、张桂芬、吴霞、何文敏、段淑梅、施丽娜和“活地图”刘福贵；活多忙不过来，科长、组长一齐上阵。每人拎着一个浆桶，怀里捧着运输标签，把标签贴在对应的包件上。货物准确自然皆大欢喜，若是遇到多件、少件和混件，那就糟糕，件件核对不说，还要满世界寻找，大海里捞针一样难。遭遇这样的倒霉，女士们立马没了笑声，脸色一沉，拐弯抹角的批评，嘴上不说你差劲，当面赞美别人给你听。

    没人愿意落后！友仁师傅提议，工作加码，核查货位。逢结货，他总是拿着手电，钻进黑暗、窄小的货躲里，撅着屁股检查，修正错误，用粉笔画上标记；完活，浑身沾满浆糊，他的围裙硬的像铁皮。效果当然显著，至少贴签的上帝总是面露喜色。这些人当中还有个叫小张俊荣的，年轻、漂亮，走起路充满活力，长辫子跟着摆；她负责分票，手里抱着票框，每天两次到各库房去取票，来我们这里是和柳桂琴交接；然后回到办公楼里，再把这些票按铁路到站进行分拣。

    分包做到极致，需要精通业务，最好能够掌握每家收货人的发运路线，各环节出现差错，可以做出判断。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本领！全国三千多家书店，谁能都记得住？据说“活地图”刘福贵可以，业务科的付宗仁、李云春两位前辈也是出了名的。就八库而言，六七百家书店的发运线路，刘森全部熟悉，碰到疑难，大伙都乐意向他请教。我最敬佩刘森本领，也是暗自决心学习他的地方。

    最难的还是场地问题。每家书店货位仅有一个，赶上结货、走货的关口，生产的包件没有地方分拣，只好临时堆在书台上，我们管这叫“砸台”；每次少说千八百件，待地上的货物走光，再做二次分拣。由于各省走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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