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包

各省走货的周期不同，这样的重复劳动周而复始。一边分拣新的包件，一边还要解决积压的问题，放屁的功夫也没有。有时真的掰不开镊子，科室的干部常过来帮忙。王栋石就是其中之一，这人是个像样的劳力，通业务，分包用不着别人指点。“他是公司的副经理，才四十岁！配书出身，能干，班子的培养对象。”刘森这样称赞。

    说到那时的干部，几乎没有脱产一说，白天身在生产一线，下班动脑子探讨业务。就拿我们的三位科长王兵山，司祥，马付义来说，这个素有“兵马司”之称的领导班子，在我的眼里好像他们的职务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似得，不是帮着大伙儿一起贴签，就是分包，要么就是码货、装车，到铁路去送货，满身臭汗，见天如此！可偶然听到他们谈起工作，科里那个环节有问题，那位职工生活有困难，甚至包括全国书店的管理，他们又似乎无所不晓。

    当时八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我们；再就是是包装科的包装组，承担收书、配书、写贴、调台和打包的工作。渐渐地，我和包装的师傅们也熟悉起来。组长是权德成，党员，大高的个，四十来岁，也许是性格执着吧，大伙都骂他“老杠”重点为打包工供货；上调台是“怪才”李志英，一个出身沾点毛病的人；收书是不言不语的老朱，写贴是张广桥、张淑清和她俩的徒弟赵品均；要说还是配书的人多，有闫桂玲、王玉霞、韩文桂、王蕊、蔡蕊、任丽英、李淑华、王慧兰、张凤萍、张玉萍、刘峰，还有配年画的尚德贵和专管盲文的邢麻子。

    接触最多的要算打包那帮人了。打包机横在库房中央，有五台，俩人一台，一包一捆；由西向东数，有张德祥、胡光，马永春、毛喜文，张洪义、张旭光，栾月、高连颖、邓建军，好像还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青年，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张洪义和蔡蕊当时正在热恋。论质量，当属张德祥和胡光，不仅包捆数量多，包件、平整、牢固、漂亮，标准的“井”字型。也有活操蛋的人，这里就不说了，没劲。让人开心的，莫非马永春师傅，这个外号“马大姐”的男人，一脸麻子，嘴巴整天响个不停，像失控的电台，尽是小道消息。好多公司的“绯闻”我都是在他哪儿听到的。不过，马师傅唠叨归唠叨，手上的活计从不耽搁。

    打包机是个挺新鲜的玩意，电源一合，凹槽里就蹦出塑料带来，把包件牢牢捆住，据说这机械竟是公司技术科发明的！我尝试过使用，始终不得要领。一个偶然机会，我却意外学会了手工包装：记得包捆使用打包机后，原来手工包装的绳子积压在库里，为减少浪费，公司号召各库消化。八库那台扔在角落的脚踏包装机重新启用，毛喜文操作。一天的晌午，我学着老毛的样子比划，包件出来松松垮垮，没样。这时，程刚风突然站在我身后，高大的身影。我心里一惊：他可是公司的一把手呀！“来，我教你。咱不用这机械。”老人一团和气。说着，扥出绳子，预留出绳头，只在书台上把包件转了几圈，一个完整的包件就捆好了。“你来试试。”他说。我照着他的样子。“不对，这样转。”他一旁指点：“这就对啦，很好。小伙子，慢慢来，这方法学好了，比这脚踏的机械要块。书店在延安时候就这样干。”老人说完，向着四库的方向走去。

    另外，和分包接触较多的还有装卸。可别小看这帮干“粗活”的爷们儿，实在令人敬佩！带头的有王正荣、贾国恩、白宝奇、武请修这样的老师傅；还有少壮派，像孙立俭、邸强、刘书欣、方浩这样的骨干；二三十号人马，外加七八辆“大解放”仨人一车，每天火车站送货，三趟活玩儿是的；赶上发教材，酷暑难当，发货增加到五车，没人怵过。清早五六点钟就有人开始码货、装车，没等上班的铃响，他们已经行驶在路上。手快的，下午三点完活，跟着又要组织第二天的货物，干劲冲天！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尽快请走库内的包件，分包才有场地，多好！

    后来，我转为正式工，单位培养我上大学，当干部，对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公司作为专业的图书发行机构，承担着京版图书的验货、仓储、配发、包装、和运输；经过我们的劳动把图书发往全国的书店，再由他们送到读者的手中；在货运紧张的时候，公司克服艰难险阻，新建了厂房，创造了“图书二级分发”和“铁路集转”业务；年发货量高达二十亿码洋，成为国家百强企业的一份子。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业！是的，现代的青年也许并不通晓这些，英雄不言往日的辉煌，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转眼三十年过去，逝者如斯，英雄西下。上面讲述过的这些人，许多早已因病离我们而去，包括我尊敬的领导和友仁师傅；活着的同事大多也在暮年，不知安好？

    昨天终于遇见刘森，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心脏不好，来单位报销药费。“刘师傅，您多注意，身体可是我们唯一的财富。”我这样叮嘱。谈起往事，再次引起我心中的记忆，写出来，权作对故人的缅怀，对生者的祝福，我爱你们！